一个社会的道德密码决定着那个社会内部的对与错……它们是传统的，所以，它们自身的权威性就已经包含了祖宗之法的鬼魂。——William Graham Sumner,1906 引 子 有两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一是，我儿子怎么就成了共产主义者？我明明是把他带到美国来养的嘛。二是，我妈为什么在临死前突然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进去的是美人，出来的是兔子”？那“美人、兔子”是什么意思？我妈闹了一辈子革命，严肃正经，没有幽默感，总不可能临死前突然对魔术感兴趣吧？ 唉，我们这个家呀，人多故事多。 我儿子戴小观，是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跑到医院生下来的。我一个人生，一个人养，两岁不到就跟我到了美国，中文会说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戴家的亲戚朋友没见过几个，戴家男人祖传的桃花运却隔着千山万水跟在他屁股后面。十七岁一到，居然立刻开车出去，给我带回来一个十八岁的小美人，蓝眼睛，红头发，还笃信“共产主义”。开口就是：“民主党，共和党，都解决不了不平等问题，只有共产主义才行。”戴小观，本来就关心NBA联赛和电子游戏，一眨眼，也成了共产主义者。连自己的床头都贴上了标语：“你给穷人食物，他们就叫你上帝；你问穷人：你们为什么穷？他们就叫你共产主义。” 这两个半大的小人儿，大腿翘在咖啡桌上，手里拿着哈根大冰激凌，一边看电视里放非洲饥民，一边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从白人欺骗印地安人批到现今的医疗保险，义愤填膺。这两个家伙衣足饭饱，童年幸福，玩具一大堆，戴小观上的是私立男校，他的红头发美人上的是私立女校。把他们两人的学费“共产”一下，就能解救一千个中国山区上不起学的“无产阶级”儿童，或者一千个非洲饥民。我说：“你们俩日子过得不是很好了吗，还要闹什么‘主义’？”小美人蓝眼睛一抬：“戴博士，我们闹主义，是为了一个更合理的世界。”戴小观立刻也加了一句：“妈咪，你就知道做葱油饼吃，也不看看人已经成了地球上唯一杀吃同类的动物了。战争、不平等、动物危机、冰川融化，如果我们现在不管，到以后就太迟了！” 听他们这么说来，我好像真是笨到家了，像个鼹鼠，钻个地洞躲进去，只管明天有饭吃，不管后天洪水滔天。十七八岁的人呀，正在指点江山的好年龄，全世界的使命他们都敢担待。 这两个家伙口口声声要考左翼分子云集的瑞德大学。瑞德大学是什么大学？谁听说过？想是美国的“延安”。美国能有好莱坞，就能有延安。民主自由要的不就是各人走各人的路？儿子的生活只好由他去啦，他能找到这么漂亮一个美人儿，是他的福气，上什么大学我无所谓。 在恋爱问题上，我是爱情第一，其他一切都是第二。我说：“没有爱情，毋宁死。”我还说：“漂亮叫色，学识叫文。爱情是文盲不是色盲。”对我这一套，我妈在世时一向嗤之以鼻，把我叫做“余永泽”。她的名言是：“爱情要有所附丽。”我知道，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情”都附丽在闹事上了，就像后来，他们济济一堂的孙子们，把“爱情”都附丽在钱上一样。代代人都想活得热烈，只是我们热烈的快感，重心下移很快。在五十年内从我父辈脑袋里的太平天国梦，降到我心里的爱情至上，再降到男男女女性开放。 偏偏我家戴小观是个异端，在蛮夷之邦长大，居然能跟着一个蓝眼睛小美人，合着劲儿把我父辈的好梦做到共产国际水平。这个故事说起来才叫带劲！你美帝国主义不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我们的孙子辈身上吗？我们还有个“孙悟空”打进了你的肚皮里！ 我们戴家美人如云、能人多事，一代又一代，没有哪代省过事。事闹得大的，闹到全国，事闹得小的，闹到上吊。”我妈我爸算是“闹到全国”的，我算是“闹到上吊”的，戴小观和他领来的这个“蓝眼睛，红头发”，该算是“闹到世界”的。 外面的风吹来一个好梦，我们戴家的“君子”“美人”就在池子里闹腾起来，像勇敢的美人鱼，为了一个愿望，情愿最后归为泡沫。只是，搅翻了一池水，波澜落定，泡沫儿自己飞溅之后也只能落回那一池死水之中，成为很不甘心的一滴。这是我们戴家人玩的倒霉魔术：一群和平鸽子塞进匣子里去，啪一声，变成一群叛徒。叫你哭笑不得。 一、外面的故事：戴家人卷进了美国的政治运动 自从戴小观把这个蓝眼睛小美人带回家，和警察打交道就成了我们生活里的新故事。两个半大的人儿硬是把“政治运动”带回我远离尘嚣的生活里来了。我这才知道我们这个城里的高中生不仅以打橄榄球出名，而且以搞社会活动出名。他们成群结伙，不是在你家聚会，就是在我家聚会，要不就聚到“二战英雄公园”，先争论篮球赛，再争论如何解决能源问题，如何阻止战争和阿拉斯加冰川融化。 有一次，我还听见他们在我家里讨论资本主义，争得面红耳赤。有个学生说，“我知道资本主义不好，但这也是现在人们能找出来的最好结果呀。以前怎么样？封建主义。不是更不好吗，一个家族一个城堡，一个星期打一仗。好歹，现在的工人是自由人，不是家族的附属了。”小美人尖声尖气地叫道：“我不同意！应该还有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结果。资本把人性亵渎了！我们的父母都是中产阶级，他们上班下班跟着资本转，这算是自由？就是出门旅游，也得看资本容得下他们几天假。”戴小观说：“我有一个办法叫资本主义完蛋：就让资本亵渎人，亵渎所有的中产阶级，没有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拉倒。这样大家就会知道要起来改造资本主义。”小美人说：“你不是说暴动吧？我坚决反对暴力。甘地说：‘用暴力得来的胜利就等于失败，因为那是暂时的。’我要像缅甸的昂山素姬一样，搞和平革命。”接着就有人提到他们一个上两届的同学，跟着哥哥到西班牙去搞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地下革命，传说被警察抓了起来。于是，一群同学少年，一个个神情严肃，恨不得立刻就去西班牙游行抗议，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 听着他们这些议论，我感到糊涂。他们的世界，要叫我看已经够好了。我要是他们，一定只谈爱情不谈天下。他们还要怎样一个更好的世界呢？是他们太天真了，还是我比他们落后了一个时代？ 由于这些“小精英”的闯入，接下来，“警察”的故事在我的生活中就从“传说”变成了“纪实”。再等我搞清楚小美人是谁家的闺女之后，我也就只好认下了我们戴家人一辈子也摆不脱的“运动命”。 我们这个城不大，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山坡上。春天开花，冬天下雪；该红的红，该白的白。太阳出来像个红哥哥，太阳落山像个金弟弟。若有个戴蓝花头巾的女人在阳光里走过，管她是金头发还是黑头发，她一定就该是春妮儿或者山妹子。这个城，本来就是个“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地方。戴小观有了小美人的那个春天，白朵儿带红丝的玉兰花(这里人叫“狗尾花”)开得正新鲜，突然又下了一大场春雪。风倒是没有，雪片儿像一群入了禅的汉字，一个追着一个，动中生静，紧赶着落下来，却又天生悠然；写成文章，都是樱花梨花，没叶子，没根，倒有清淡的粉脂味儿。雪一停，一切归静，城市又退进安徒生童话。蓝天底下，高高矮矮的屋顶全都成了胖呼呼的大蘑菇，街口两棵冬青树进化成两个圆滚滚的白瓷人。一排街灯，头一律蓬大起来，似乎还斜了身子，像是插在雪地的棒棒糖，让人恨不能咬一口。电线改名叫“白色五线谱”，一段一段划在蓝天上，有麻雀东一个西一个停在上面，自弹自唱，像一群与世无争的小音符。 这样的日子，就该坐在壁炉前喝点绿茶。可门铃一响，戴小观就像弹簧一样跳出去了。我只当是他的同学来找他玩，隔着窗户却看见戴小观和一对老夫妻立在雪地里聊天。树梢上有雪团掉下来，打在老先生的脖子上，那位太太就去给他拍。于是，我就出去请他们进屋谈。这才看清那老先生是我们大学“和平研究中心”的尤利教授，那太太衣着端庄，热情洋溢，是个职业太太。 尤利教授看见我出来，立刻把妻子介绍给我，说：“我妻子今年竞选市长，要拉你的选票哩。”尤利教授的太太很漂亮，头发红棕色，是个爱尔兰人。她立刻上前给我讲她的施政纲领和反腐败草案。因为现任市长腐败了，他调了市里八个警察到他自己开的咖啡店去维持秩序，这是滥用职权。尤利太太要我对“市民同意剥夺现任市长竞选连任权”的文件投票。然后，支持她当选市长。 就凭尤利夫妇能在大雪天里挨家挨户热情解释尤利太太的施政纲领这一点，我心里就想投她一票。在我们这个小城当个市长和在中国当官不一样，没有薪水，就是为市民办事。这样的工作本来也适合在家当太太，却还精力旺盛的女人干。 尤利夫妇走了。戴小观说：“爱丝蕾的父母说：他们很喜欢你让爱丝蕾带回去的葱油饼，谢谢你呢。”爱丝蕾就是他的蓝眼睛小美人，所以，我一笑，说：“喜欢我的葱油饼可不管用，他们要喜欢你才行。”戴小观说：“你刚才看见啦，他们很喜欢我呀。”我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什么？尤利夫妇是爱丝蕾的父母？！你怎么不早说？就让人家站在雪地里说话？” 这样，我知道了小美人的家庭。看来“是非道德”“正义公平”是她家父母给孩子做的“葱油饼”。因为戴小观的原因，他家的“葱油饼”我也立刻吃到了。 两个星期后，尤利教授在学校里作演讲，题目叫“尊重生命是最起码的人道”。讲动物的生存权利。我和戴小观都去听了。 尤利教授说：鸡，是世界上最没有权利的动物。人养它们不是为了把它们当宠物，是为了吃。它们不像狗那么可爱，不像猫那么妩媚。它们有尖嘴、有爪子，可又不会唱鸟儿的歌，抓老鹰的食。人们和鸡和平共处的目的不是盯住它们的蛋，就是盯住它们的肉。人吃鸡的时候，说：汤鲜。并不觉得对不起谁。鸡就和蔬菜一样，我们种了它们，我们收割它们，我们把它们消化掉，它们的使命就结束了。 尤利教授神情一转，突然激昂起来：不对！鸡知道痛。它们不是蔬菜！让别的物种疼痛，是不人道，是野蛮，是法西斯！人怎么能像希特勒杀犹太人那样去屠杀鸡呢？！ 我知道尤利教授是犹太人，对杀戮有不能容忍的历史情结。这点让我敬佩，二战的时候，中国人也被日本人大批大批地杀戮过，我们可以恨透了日本人，但对杀戮本身却没有历史情结，事事分别开来看。论到吃，杀鸡杀牛天经地义，敲猴脑，闷活狗，我们也有心理承受能力。连兄弟厮杀，也可以在日本人刚投降之后就发生。天下太平了，立刻又来政治斗争，不是一派，便互相往死里整。谁被吃，谁倒霉；谁失败，谁就是坏人。我们恨一个残酷的民族欺凌我们，但我们却允许弱肉强食。我们把道德准线一笔划在“亲”与“疏”之间，灵活运用。若像尤利教授那样人道、迂腐，在中国是不能活的。 不过，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虽说道德要分明，但该精明就精明，该节约就节约。我还知道尤利教授当了三十五年教授，当到了“杰出教授”的身份。可钱再多，不该花的时候一分也不多花。和同事出去吃个午饭，尤利教授从来不请客。你要请他，那是你情愿，尤利教授可以笑纳。但他没说回请。下次你要再请他，那还是你情愿，尤利教授依然不说回请。因为尤利教授不做自己不情愿做的事。吃饭，吃到自己高兴为止，再要吃到让他人高兴，就是浪费。尤利教授从不浪费。小气又不是丧德，又不是侵略伊拉克。 但是，杀鸡，是不道德，是屠杀无辜。屠杀无辜，是反对和平。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尤利教授在接下来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穿着一条白绸裤，风流倜傥地来到郊区的养鸡场。春雪化了，黄色的蒲公英一扭细腰，一片小黄嘴儿，嘟嘟地噘在鸡场门口。尤利教授对它们点头一笑，把一顶黄草帽戴在自己头上。然后把自己捆在鸡场的矮铁门上。尤利教授就成了一棵老蒲公英，一言不发，站在太阳底下，用行动再次发表关于“生命诚可贵”的演讲： 这是我尤利教授的周末。我尤利教授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你们不理解，那是因为你们还没当到“杰出教授”。你们去钓鱼，嗨，无聊。也是待在日头底下，可你们那钓鱼的行为没有一点道德价值。你们去看电影，嗨，依然无聊。看着电影里的好人打败坏人，你们都干什么吃啦？坐山观虎斗，还吃着爆米花。你们怎么不上去帮助打一把，实践你们的道德信念呀？我，尤利教授也是站在日头底下，可我的行为有道德价值；也是在看人间是非，可我能参加进去，用行为实践我的道德价值：保护生命。 你们都来看看美国的养鸡场吧！鸡从蛋里孵出来，连土地都没沾，就被关在鸡房里，电灯还整日照在它们头上，不让它们睡觉，逼着它们整天吃食。没三个月，连土地都没沾过的小鸡就成了肥鸡，然后，一日间成千上万只鸡统统被杀头，太阳还没见过，就成了“炸肥鸡”。这叫什么生命？！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人道的行为吗？这是我的周末。谁今天想屠杀鸡场的鸡，都得等先把我杀了才能进鸡场！我今天一天就绑在这个铁门上了。 戴小观和小美人拉我到鸡场去游行示威，支持尤利教授。到了养鸡场，尤利太太已经举着标语牌在那里等着了。牌子上写着： “鸡不要人的待遇，鸡要人的道义！” “允许践踏其他物种的生存权，是允许杀人和战争的起点！” “看一个民族如何对待动物，可以判断她的道德水平！” “你不需要吃那么多鸡！” 我们一行四人，一人举了一个牌子，在鸡场门口转圆圈，声援绑在铁门上的尤利教授。我们的游行队伍只有四个人，而且很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不叫不喊，不煽动个人情绪。鸡不会说人话，得有人替它们说，否则，哪来正义？“食物链”明明讲的是生态平衡；为什么要理解成“物竞天择”？反倒成了证明嘴大的就是要吃嘴小的。地球上的是非对错也不能由人这一个物种说了算。 后来，养鸡场的职工陆续来了，他们说：尤利教授，您这么做是为鸡说了话，可我们得进去上班呀。我们也不想杀鸡，可吃鸡的人还等着鸡吃呢。他们有鸡吃，我们才有钱去养我们的孩子。 尤利教授说：让他们等吧。等到他们明白自己身上的兽性是法西斯的根源为止。杀鸡？连最残忍的野兽也不过就是杀一只，吃一只，不干你们这样的大屠杀。你们的孩子要知道他们是这么被喂养大的，他们还会叫你们“亲爱的爸爸”吗？ 养鸡场的老板来了，他说：你们教授有税收养着，我们得有鸡养着。这是不同的工作，您不能这么跟我们过不去。哪天，我们把一万只鸡赶进您的教室，让您如愿，您那学校也是不同意的呀。您是当教授的，比我们懂这个理呀。 尤利教授把脑袋一歪，冷笑一声：我今天当的是“鸡权卫士”。我不要霸占你的鸡，你把它们赶到我的教室去干什么？我要你尊重生命。你养了一万只鸡，你得让它们活得像鸡。它们要在草窠子里下蛋，要在沙地里刨土。你把它们当成摇钱树，用它们换你的大房子。你是什么野兽？人！可耻。 养鸡场的老板只好打了电话，叫来警察。警察把尤利教授强行解下铁门，抓到警察局。尤利教授犯了侵犯他人私有财产罪。 尤利教授被送上了法庭，当地的电视播放开庭实况。我们全都去法院旁听。法官和陪审员都很同情尤利教授，也不想严惩尤利教授。说来说去，尤利教授也没干什么坏事，只是他看到人干事残忍，不符合他的和平主义，就在他的周末那天，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说了出来。你还真不能说他的行为没有道德价值。人喝鸡汤、吃牛肉的时候，想一想人原是食肉类野兽，有残忍的劣根性，给自己提个醒，别做连野兽都不做的事情，这也是好的。这叫有点“人性”。 于是，法官给了尤利教授两个选择：一是罚款五十美元，立刻释放；二是坐牢三天，然后释放。 尤利教授想也没想就选择了坐牢三天。“杰出教授”怎么啦？钱再多也不能浪费在罚款上。尤利教授说：我这三天大牢是为与我素不相识的一万只鸡坐的。学生要来找我上课，都到牢里来探监吧，我不会因为鸡耽误了学生。“人权”“鸡权”我都要讲。 尤利教授在大牢里待了三天，居然天天想吃我做的葱油饼。于是戴小观和小美人就跑回家来给我做下手，给尤利教授做了三十张葱油饼，算是我们对他的鸡权运动的再次支持。那三十张葱油饼吃到他出狱，还带出来十五张。一张也不分给警察看守们吃。 尤利教授英雄归来之后，尤利教授的太太不但没受株连，反而当选上了下任市长。尤利太太在就职演说中说：“美国有很多问题。从屠杀印地安人起，我们就该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富人自己可以让自己的声音被社会听到，穷人却不能。我当市长就是要解决问题，替弱势群体说话。我的任内施政大钢是：第一，疏通城里各处下水道；第二，修改垃圾车路线，增加在下城区的服务；第三，阻止在我们市建沃尔玛超市，保护当地商业。”按照尤利太太的施政大纲，“道德和正义”要在城市最边角的地方生根发芽。以后，她主持的市政议会一次又一次讨论下水道、垃圾车，反对沃尔玛等问题。下水道问题的精细达到最佳水暖工水平；垃圾车路线清楚到最笨的清洁工也能看懂；列举沃尔玛的罪行深入到货架的排列，建筑的丑陋，职工无医疗保险和对小手工业者的伤害。 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便是戴小观和他的小美人一起到乔治亚去游行。他们和一群“小同志”开车两天，赶去参加那里每年一次的“要和平，反战争”游行。胸怀正义的学生一人带一个睡袋，吃在车上，睡在车上。那游行可比尤利教授的“鸡权运动”壮观一千倍。成千上万反对战争的学生、青年从全国各地赶了去。光我们城去的人，前后就有十来辆车，尤利太太亲自开其中一辆大客车。据小美人说，她妈没当市长的时候，每天在家写一本书：《印第安文化的丧失和生态保护》。但每年一到“要和平”游行日，她都要出来组织学生参与和平游行，书能放下两个星期不写。今年，她当了市长，可到这个“要和平，反战争”的游行快开始了，她依然带两百来个学生过去。像是去朝圣。就像我们中国人到时候就要去拜祖上坟一样。 二百多个大学生和高中生，车队前呼后拥，大队人马，一路唱歌挥旗，向南边开去。回来的时候，小美人没了。戴小观说：“她给警察抓起来啦。”我眼睛瞪圆，吃惊地叫道：“你怎么不保护她呢？”戴小观说：“每年都有人被抓的，今年碰巧是她，明年说不定还是我呢。你担什么心？她妈都不担心。” 尤利太太从人群中挤过来，碰到熟人就笑呵呵地说：“我们家爱丝蕾被警察抓起来了。”好像通报她家爱丝蕾中举了一样。 尤利太太精力充沛，介于红黑之间的卷发在长途旅行之后变得乱蓬蓬的。出去游行，当然不用穿正装，也不用穿皮鞋，尤利太太穿了一件蓝布褂子，肥肥大大，褂子袖口钉了两个大白纽扣，像两颗斩钉截铁的冥王星，尤利太太一挥胳膊，“冥王星”就在椭圆形的轨道上飞快地转一圈；尤利太太一抬手，“冥王星”就跳出轨道，升过大家头顶，远比中国太太们指头上戴的钻石、翡翠神气。她对我说：“小观干得不错。好小子，有正义感！”她说话的那种语调，使我觉得戴小观没被警察抓起来还挺可惜的，为了“和平”和“正义”这样的大好事冒犯规矩，似乎就像优秀运动员冲破了世界纪录一样。她家爱丝蕾破了纪录，我家戴小观就差一点也破了。 小美人被警察关了几天。在这几天里，戴小观天天给她写情书。情书里还夹诗，他那些情诗当然是不肯给人看的。一听见我走路的声音，立刻就把电脑屏幕换了。又在网上订了玫瑰花，让花店给送到牢里去。我这才发现我家戴小观不仅有桃花运，而且是个大情种。好呀，想爱就爱！戴小观傻归傻，可不是我们老家古城那种扭捏作态、小肚鸡肠的男人。 几天后，小美人在她妈找的律师帮助下，无罪释放。说起来，她确实也真是无罪。反战游行的时候，有一千多个学生要扮演死人，躺在马路上，重现血淋淋的伊拉克战场。其他人围着“死难者”游行。小美人抽签，抽到了“死人”，于是成了一千个死人之一。警察来的时候，她动也不动，眼睛也不睁，因为她死了，死在一场无谓的战事中。她旁边还躺着一个被烧死了的伊拉克老头子。想是那老头开了一辆自杀炸弹车撞过来，好人坏人同归于尽。游行，也要游出创造性来嘛。 等真警察来了，叫他们站起来，把手举过头顶，那个“伊拉克老头子”拉下假胡子，就站起来了。小美人却不动，也不把手举过头顶。因为她扮演的是个美国陆战队的女兵，她倒在地下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把玩具手枪。于是，警察以拒捕罪把她抓了起来。可她一直扮演死人，动也不动，直到警察审问她的时候才活。连个拒捕的动作都没有。手枪也在警察抬她起来的时候掉了。那一次游行，警察抓了好几个“死人”，结果都无罪释放了。这些“死人”的律师说：“我们的士兵死在别国的街道上，你们说他们是爱国英雄；学生们把士兵死在别国街道上的情形搬到你们眼前，给你们看，你们却说：犯罪。这个逻辑自相矛盾。” 小美人比戴小观早一年高中毕业，从南方出狱一回到家，她就收到了获得美国总统奖的通知。总统奖是高中毕业生的最高奖。祸兮福所伏！大家高兴。小美人得总统奖，因为她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加上成绩优秀，且每周都去残疾儿童医院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服务，社区服务记录非常突出。 在小美人去华盛顿领奖前，他们一群小同志天天在一起头对头讨论问题，不知又在制订什么新计划。接下来，小美人和戴小观两个人坐在电脑前忙了好几天，又是写，又是画。还不时有“小同志”给他们送资料来。等小美人从华盛顿回来，我才在当地报纸上看到：在布什总统接见“总统奖”获得者的时候，小美人代表她的同学、同志把一本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咨议亲自交给了总统，其中还附了我们街前死在伊拉克的两个男孩子的照片。那一天，戴小观公开了他的一首情诗： 蓝色 是你的眼睛 是我的衬衫 蓝色，我最喜欢的颜色 每天清晨 一只蓝色的鸟唱一支蓝色的歌 把我叫醒 也叫醒一个蓝天 蓝色，和平的颜色。 戴小观的爱情看样子是有所附丽了。为了一个好的主题生活，是比整天做葱油饼吃，活得来劲。戴小观的情诗定是可以让我用来祭祖的。作为戴家的不肖子孙，在资本横扫中国的年代，能让我那革命的父母九泉之下得一种后继有人的好感觉，也算是没让戴小观白姓了“戴”。到他这一辈，我们戴家的光荣历史总算没有变质，反倒成就出了一块大大的三明治！上下两片红彤彤的西红柿，叫“理想蔬菜”，中间夹着一块肥嘟嘟的炸鸡排，叫“小康社会”。红彤彤的上片和下片，是我的上代和下代。肥嘟嘟的炸鸡排就是我。 后来，小美人天经地义地进了瑞德大学，如愿以偿。而一年之后，戴小观则改变了主意，没去瑞德大学，上了斯坦福大学。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从共产主义者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并且一直把这个“社会主义”继续到现在。 戴小观的转变是因为他研究了自己的家史。 二、过去的故事：我对美人变兔子的肤浅猜测 戴小观从十八岁起，开始关心自己的来历。也就突然对我们戴家的革命历史感兴趣起来。他不声不响，蹶着屁股，趴在地下看我们戴家的旧照片。周围都是他从我们家史盒子里翻出来的旧信件、旧日记本子和旧检讨书。字儿多的，他读不懂；没字儿的，他看不明白。等我发现他在家里造反的时候，他手里正捏着一张带了一行字儿的大照片在读： “中……大……下……出……1989” 戴小观的汉语阅读能力在“大小多少，人口上下”水平。说到写，就更不能谈，写“下”的时候，嘴里要说：“T，带了一只脚”，写“上”的时候，嘴里要说“头朝下的T，带了一只手。”这是我羞于启齿、愧对先人的地方。戴小观把戴家文人世代相传的笔墨给丢了。 我拿过他手里的照片替他把那行字给读了：“中央大学地下党出狱同学1989年聚会。” 我说：戴小观，这是你姥姥、姥爷那辈的同学，都是搞共产主义的人，和你志同道合。他们也给警察抓进过监狱，这大概是他们出狱四十年后的聚会。照片上他们都老啦，不过，他们闹事的时候和你一样年轻。四十多年的故事呀，进去时是美人，出来就成了兔子。 我说最后这句话是下意识。但说完后，突然发现，这是我妈的临终遗言。看着照片上六个满脸皱纹、缺牙、秃头、穿着中山装、系着长围巾的老头、老太，我突然觉得，我妈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呢？毕竟，从“美人”到“兔子”的变化，说的是一个人入狱、出狱、再入狱、再出狱的大半生呀。 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跟我妈吵架。我说：“你们这代人就干了一件事：穷折腾。折腾国家，折腾自己。开口闭口为人民，你不为人民，人民说不定活得还好一点。”我妈拿起一把雨伞就打我。我跳起来就逃，她跟在后面，一雨伞打在我的屁股上，还不解恨，狠狠地骂道：“犯上作乱的毛贼，坐牢的怎么是我们，不是你这个混球？！”我一边揉屁股，一边说：“打人！你和抓你进牢的那些人有什么不同？”我妈愣了一下，举起雨伞继续打，还说：“打死你这个小特务，我大义灭亲，为民除害！” 这就是我非常奇怪的地方，只要我一反对我妈，我妈就用“敌人”、“反动派”和“红卫兵”骂过她的那些话来骂我。在我们家，我当过“土匪”“毛贼”“害群之马”“叛徒”“特务”“坏蛋虫”。所以，我从来不敢认为自己是好人。不过，坏也要坏得大气，我说：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北岛《回答》，那时候的流行诗)” 我妈说：“你敢！真理还在！” 人所有的行为只有放在当时的情景里才能有个解释。那照片上的六个老前辈，个个都有故事，他们都先入国民党监狱，后入共产党监狱，而且，他们曾经很年轻。 照片上，我妈旁边空了一个人的位置。听我妈的女朋友、照片上那个扁脸老太太陈晓望说：那个位置不是给我爸留的，是给王仲德留的。王仲德是我妈大学时期的情人。家史盒子里有他的单人照：五短身材，大头，不笑，并不像电影里的地下党那么风流倜傥。他给我妈的情书在家史盒子里有两封。我妈在世时，我偷偷读过，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是我父母辈乏味生活中的一点好故事。我父母死后，我就把家史盒子连同王仲德的中央大学学生证一起带过来了。那学生证上注册到大三，年龄23岁。那年王仲德死了。死在1948年。 我从家史盒子里翻出一封王仲德的情书，既然戴小观对家史感兴趣，那我就找最有意思的故事讲给他听。我念王仲德的情书： ……这里山高，离组织远，离天近。我若不是得了疟疾，跳起来就能扯一片云。“吃光运动”的热闹成了昨天，明天却已经近在咫尺。离明天近的时候，反倒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了。小泉社的同学们再聚会夜吟的时候，你替我念这首 “明天”诗…… 可惜，王仲德的这封情书被我家从前养的黑猫咬过，下面诗句残缺，只剩下“明天”，“擦亮一根火柴”，“点燃我的热血”，“为你迎亲”几个不连贯的句子。不过那“献身革命”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 我第一次偷看王仲德的情书，也就十六七岁，在马桶厂做工哩。我心里想：明天一定比昨天好，那是他们一群国文系大学生的美梦。他们有理由做明天梦，他们的“昨天”确实不咋样。一个国民政府连国民都保护不了，连自己首都的百姓都只好由日本人肆意宰割，还会有人喜欢？不过，他们想要的“明天”就是我这一代现在过的日子，我们大概就是他们惟恐惊动的“天上人”了。可这个“明天”说起来也不咋样。“天上人”都穷翻天，没有肉票就吃不到肉，这就算了，肉是珍稀物资；可没有豆腐票就吃不到豆腐，这就奇怪了。那杨白劳还能尽着喜儿吃豆腐哩。如果，王仲德和我对面坐着，我还不承他那点情，要拿他们的“热血”换我们的穷日子呢。这点儿叛逆，是我一辈子最革命时期的想法。当然也只是私下抱怨，断然不敢跟我妈说的。大多数时候，我都在想吃零食和谈恋爱，天生不是为民请命的人。 我们戴家也不知哪根祖传基因被皇上写成了“匹夫有责”，所以，隔三差五都能出几个“为民请命”的人。我虽不是，戴小观是。而且，人家“为民请命”的意志已经扩展到“鸡马牛羊”。戴小观听完这段就问我：“吃光运动”是不是“保护动物权利”的运动？ 看样子，要让戴小观懂家史，还得给他做点历史图解。我说：“假设：尤利教授家是一个家，我们戴家也是一个家。尤利家人在谈‘女权’的时候，我们家人在谈‘放女人脚’；尤利家人在谈‘民权’的时候，我们家人还没谈到‘民吃’；现在尤利家人谈到了‘鸡马牛羊’、‘世界和平’，我们家人或许谈到了‘人’。你姥姥姥爷搞的‘吃光运动’在‘脚’和‘吃’之间。到你妈，闹的才是‘民吃’。” 戴小观对我的“历史图解”不满意。他和我不同，我的青年时代就在中国的历史中过的，并不知道珍惜自家的历史。他在异国他乡长大，自家的历史倒成了遥远新奇的文化。加上他现在又信了共产主义，对祖辈的共产运动十分感兴趣。于是，他自己上网搜查，居然找到了一句英文介绍：“吃光运动”是日本人投降不久，中央大学地下党号召吃官费饭的大学生团结起来，把国民政府“吃光”“喝光”、要它倒台的运动。 戴小观就笑：“还有这样的运动？那一定和开聚餐会差不多吧？”第二天他就在共产主义小组聚会的时候，把这段转述给他的小同志们听了。小美人趴在地毯上，小红嘴张圆：“把政府吃光？那个个要超重多少？这不也是自残吗？依我看还是绝食比较好。”戴小观抱着吉他，随便拨着琴弦：“乡间小路，乡间小路，领引我回家。西维吉利亚，大山妈妈。” 后来，戴小观就想搞清楚“小泉社”的诗人们为什么那么不喜欢他们的政府，要把它给吃了。在戴小观的不停追问下，我使劲回想，把从我父母和他们的同志那里听到的情景，加上我的想像，拼图一样拼成了一段过去的故事，讲给他听： 也许，会梦想的人都喜欢“明天”，不甘心“今天”。那个“小泉社”是我妈发起的一个诗社，地下党的意思是让一个女同学来结社，可以显得没有政治色彩。表面上看是一群文学青年聚在六朝松下诵文吟诗，爬上台城寻花问柳，但其实，中大国文系的几个地下党员都在里面。书记是李野王(外号)。他后来成了陈晓望的丈夫。 小泉社第一次在台城讨论搞不搞“吃光运动”的时候，是一个初春的傍晚，白色的玄武湖睡美人一般躺在十里长堤弯弯的臂膀里，长堤上的杨柳柔若无骨，沿着“睡美人”的曲线划了一圈迷迷蒙蒙的鹅黄，风也很柔嫩，像是湖水在呼吸。台城上有一些浪漫的茅草，流萤在茅草上飞起，首饰一样在黑暗里闪一下。正是才子佳人作诗的时候。 王仲德说：搞这个“吃光运动”，有点居心不良的嫌疑。日本人刚投降，国民政府刚搬回南京，中央大学也刚搬回来两年，中大学生享受官费，学生吃得比百姓要好得多啦。我们还这么胡造，市民怎么想我们这些大学生？他们要说我们是败家子。 李野王说：要搞。国民政府太腐败，你还同情它什么。民生水火之时，多少当官的发了国难之财？“吃”可以团结同学，目的是推翻政府。 我妈说：有些落后同学不是我们不团结他们，怕是他们来了，我们的队伍反倒不纯洁了。比如说肖苑凤，把她团结来干什么？人家整天恨不能在爱情里搓揉成脂粉，哪有心思管民众的疾苦。她的情诗从嘴唇写到乳房，每天晚十点还要和她在四川的男朋友同时跑出去，对着月亮互念情诗。她要到小泉社来，小泉社恐怕得改名“秦淮月”了。 男生就笑。王仲德说：猪也有嘴唇和乳房，还比人的大。你下次建议她把诗里的主词换成“猪”，看看是不是也念得通？ 说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人在台城下大呼小叫：“陈晓望！陈晓望！” 那是陈晓望的哥，他来叫陈晓望回家去看管他们的疯妈妈，他得出去拜见上司。他才在国民党军队里得了一个文书职位。于是，“小泉社”的会场就转到“陈公馆”。陈公馆在成贤街，离台城和中大都不远。那里其实比台城更安全，只是气氛诡秘，红木家具在堂屋里发着暗红色的油光，小天井的青砖缝里生着老气横秋的绿苔，陈家二太太每晚在自己屋子里和几个官员太太搓麻将，一片噼噼啪啪的响声。陈晓望的父亲是国民党高阶军官，可惜死于梅毒。他死后，二太太就靠麻将桌进入“时政中心”，根据时政，二太太决定手里的股票是抛还是进，银行的金条是否要转移。陈晓望在国民党的鼻子底下闹了革命，是她的家庭生活所致，她说：等推翻了国民政府，她第一要做的事就是废了纳妾嫖妓。 陈晓望的父亲在她六岁的时候，纳了二房，冷落了原配太太还有陈晓望和她哥哥。不久，陈晓望的妈妈就疯了，动不动从高宅大院跑到街上，唱“这里的景致真美丽”，由着街上的粗人拿她取乐。陈晓望和她哥哥一放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街上去找疯妈妈回家。有的时候，实在拖不回来，想找父亲帮助，碰到二妈高兴的时候，还能见上父亲一面，碰上二妈不高兴，就是兄妹俩站在雪地里一小时，也得不到父亲一句回话。钱，他们从小就不缺，但他们没家。 后来，父亲又烦了二妈，对陈晓望兄妹好了起来。那时候，陈晓望刚上了“金陵女中”，十一二岁的小人儿，细腰，圆脸，穿一件黑平绒的旗袍，家里女佣手巧，给她盘了一溜大大的玫瑰红锁扣，嘟嘟地突在细细的白颈项下，又沿着前襟一路扭下来，每一个都像一只媚人的红嘴唇。她父亲就开始带着她出入交际舞会，动不动就给她照相，然而，陈晓望看见交际场的女人就想到自己的疯妈妈，试了几回，还是不能融入那种纸醉金迷的场所。后来，认识了在“南京中学”读书的李野王，跑到李家比待在自己家的时间还多，曾经一个人躲在李家的后花园里读李野王弄来的《鲁迅》，为《伤逝》里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哭了几回。而这时，她父亲却换了便衣，去沾染秦淮河上的风月女子。结果，南京陷落之前就染上了梅毒，举家撤退到四川后，和日本人一仗没打就已经病得东倒西歪，白得了一个军衔，没死在战场，死在女人身上。 那天，陈家二太太见陈晓望和几个同学回来，就从麻将桌上站起来打招呼，身上飘着花露水的香味。她问大家要不要吃点心，她这就叫女佣到厨房做去，还加了一句：“李家大公子喜欢吃糯，洋白糖要多放一点。”她亲热地问李野王：“令尊可好？最近他的报馆里有没有台湾行政官陈仪那边的消息？”接着又转过来称赞我妈长得苗条，比陈晓望文静。又打听我姥爷是不是要离开南京，说我姥爷若不是当年犯了事，现在该是能做到财政部长了，什么消息跟他打听就好了。 陈晓望的父亲和我姥爷都是从北方来的老国民党员，以前多少有点认识，能扯上同乡。只是我姥爷在1928年我妈出生前一个月，被国民党开除了。原因是他刚从燕京大学毕业，心高气傲，从北方来到南方，当了镇江县党部年轻的财政官，上班没几天，居然揭发了县长挪用教育经费给老娘大办丧事。县长给老娘办丧事，吹喇叭，抬棺材，烧纸钱，扎牛车马车，童男童女，恨不能半个县城的人都给这个“父母官”的老娘披麻戴孝。我姥爷一封信告到上级党部，信在天上绕了一圈，又被转回镇江县党部。结果，我姥爷被镇江党部开除出了国民党，财政官的肥差没了，从此成了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这就是陈家二太太说的犯事。不过到了1948年，我姥爷的早年犯事，倒有了一点三十年河西的意思。 我妈反对国民政府的原因，恐怕根源于我姥爷的怨恨。我妈在镇江图书馆里长大，日子过得不穷不富。不管是铜钱还是纸钱，我姥爷拿在手里，动不动就会在我妈眼前一晃，说：“钱，是万恶之源，害人呀。”我妈的两个哥哥都没养活，到有了我妈，我姥爷就把她当作男孩养，先让她读私塾，然后又让她整天在图书馆里转，随便她乱找书看。从才子佳人，看到了《娜拉的出走》，再后来就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看到了原来天外还有一个别样的世界。我妈后来常讲的一句话是：如果国民党从1928年起就反腐败，也不会败得那么惨。 陈家女佣端点心进陈晓望和她母亲住的西面两厢来的时候，说：前厢里又有个晓望的同学来了。是肖苑凤，来找二太太出丧礼份子，肖苑凤是陈二太太娘家的远房侄女，想是那边什么拐弯抹角的亲戚死了。女佣问：要不要把肖苑凤也叫到这边来坐一坐？陈晓望连忙说：不必了，她不定还嫌我阿母脏呢。 女佣一走，我妈就说：肖苑凤又管起收丧礼来了。真是，什么好事都有她。等我们有了新制度，现在的丧葬习俗要首先废除。我一看见披麻戴孝的哭丧队就躲着，死了人还要给他们纸钱带到地狱去花，想是那阎王爷也是个受贿的。贪。 到了陈家，“腐败”的意思就变得具体起来。一谈到腐败，小泉社的诗人们个个都说：这个政府真该叫它倒台！把它吃光拉倒！大家最后都同意了：不替政府省什么钱，吃！反饥饿，要生存！李野王对大家保证：推翻国民政府，在以后的新日子里，腐败是不会再有了。因为我们有延安整风，可以自我监督。王仲德说：倘若平均地权，财富共有，个人不拥有财产，想腐败也腐败不了。李野王说：那不够，财政上没条件腐败了，不代表生活上就不淫荡，我们还得要搞“整风”。 李野王说的这种“整风”，小泉社的人后来个个都尝到了。既然是一个共产大家庭，不肖子孙都得整出去。如果“老祖宗”“老爷子”碰巧眼睛不明，忠良被逐、孝子蒙冤的事也是会经常发生的。这是中国政治历来的风云莫测，忠良不忠良都是后人评说的事儿。 第一个被政治风云扫到的是王仲德。听我妈说，他们这群人中，就王仲德出身贫寒。王仲德的故事，我知道得最多，多是听我爸讲的。王仲德无父无母，跟舅舅长大，在古城我爷爷办的新学里读书，他舅舅本是想让他读到会算账为止。后来，日本人来了。我爷爷是同盟会的老人，他是至死不能让戴家的子孙当亡国奴的。他埋了家里的银子，带着我爸和我爸的双胞胎弟弟——我二叔，还有新学里所有愿意跟着他的学生，上了大别山，在野猫溪一待就是五年，领着一群拒不食周粟、从日本人的沦陷区跑进山里的青年学生，继续学着祖先博大精深的国学诗书，以示对日本人全面入侵的反抗。这样，王仲德就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考上了中央大学国文系，且和我爸爸在大别山结成了生死哥们。 中大学生闹“吃光运动”的时候，我爸上的是有钱人家才上得起的金陵大学。他们吃饭不是官费，所以“吃光运动”他们搞不起来。但是，等后来“吃光运动”变成了“学生请愿”、“游行示威”、“五二〇 ”运动后，金陵大学学生会也成了主力。我爸不是地下党，正好明里挑头，王仲德两边联络，金大和中大联合起来。我爸也就在那时认识了我妈，而且我爸也把爱情附丽在闹事上了。 王仲德在“吃光运动”之后，被国民党逮捕了。那时“吃光运动”从闹吃转成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上海北京的大学生也闹起来，还有一拨一拨人到南京来请愿。一天，王仲德在回宿舍的路上被特务抓走了。开始，小泉社的人认为，那是因为他是中大伙食团的学生代表，且朝中无人，平民一个，没有背景，抓他，是杀一儆百。并没有想到以后国民政府还有对学生的大逮捕。 国民党抓王仲德找的是一个不相干的借口：历史劣迹审查。想是故意麻痹中大学生。王仲德的“历史劣迹”是指他和我爸在他们老家古城闹了一次“暴动”。 古城去大别山野猫溪的同学少年算是保住了中国人的气节，可等日本人投降了，他们从山里回到江浙古城，却突然发现，他们要保的那些“国粹”都连着一些快腐烂的老根。古城本来就是一个“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地方。这里的竹子细腰媚眼；这里的柳枝随风飘摇；这里的荷花全是风尘女子；这里的男人都像秋日里的细雨。古城人多愁善感，却又不负责任。就连古城的城墙，也不过是一堆情意缠绵的青砖搭起来的摆设，中看不中用。日本人来的时候，这里既没有地道战，也没有地雷战，只有一个前清举人在家里上了吊，可以权且称作“抗日英雄”。 日本人一走，古城的男人们在祖宗祠堂前放了一些鞭炮，跳了几回高跷，就坐在双河边的茶楼里打起麻将来。古城依然是一大群亲戚、远房亲戚、八竿子打不到边的老亲戚挤在一起的大鱼池。一条双河，绿水轻流，一路折迭起无数三角形的小波纹，吟诵着“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从这家门口流到那家门口。女人们穿着藕色的绸褂子，前襟别着两朵白兰花，聚在河边，你一下我一下用捣衣槌捶打男人穿脏了的马褂。很快古城的老规矩就又依次还原了：食不厌精，赌无昼夜，上下有分，尊卑有序。 古城最高的楼是河边上的“圣贤书楼”，与书楼隔河相对的是一片白墙青瓦的旧房子。一到傍晚，古城的文官武吏总要喝了个半醉，似醒非醒地迈着文绉绉的步子，穿过圣贤书楼的大堂，踏着带着露水的青草，把方口黑布鞋打得微微有点湿，划一只小船悄悄地渡到对岸，钻进那一溜白墙青瓦的旧房子去拾春。那些房子叫“花楼”，有高有低，青瓦沿着房子的白墙走，棱角翘着。花楼里住着一些外地流落来的歌妓，她们来到古城这个江南水乡，也就不想再走了。双河的水柔得很，很快，她们的皮肤就变白，她们手指就变软。古城的男人在这里过几个甜甜蜜蜜的时辰，再怀着一颗酸溜溜的心回家来，绕过家里的黄脸婆，躲进书房里，在黄宣纸上写下一首怀春的诗。千年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 年轻人的眼睛比成年人健康，他们容不得腐蚀了的生活。从野猫溪回来的热血少年，在山上历尽艰辛，唱的都是《大刀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回来后听不得那些“桂花油，娘子头”的亡国之音了。于是，我爸和王仲德领头，在古城闹了事。他们要抄“花楼”，遣送妓女还乡，清洁民风。这个反腐败计划让所有从山上下来的高中生兴奋不已。消灭妓女成了他们实现兴国梦的第一件事。 我爸先领着野猫溪的同学到自己家去打劫。要干大事，就得有国无家。闹事成败的关键在于他们能不能弄到“遣散费”。戴家是古城的首富，在上海开着机械厂，在古城开着布店、药房、杂货店。野猫溪同学明道暗道同时走，王仲德跟着我爸先来到戴家开的杂货店，坐在柜台上要糖果吃。伙计讨好我爸，说：“小大爹，糖果随便吃。”还故意把收客人的铜钱扔到钱缸外面，戴家的规矩是：掉在钱缸外面的铜钱都是大小少爷的零花钱，小孩子可以自己去捡。这两人在店里捡了半天，捡到了小半布袋的铜板。晚上，大家头对头数了数，还不够遣散一个妓女。所以他们还得走暗道。 我爸爸说他叔爷爷在清朝的时候有战功，战死后，头找不到了，不能全尸。慈禧太后赐了他一个金头，下了葬。只是不知墓地在哪儿。要是能把金头挖出来，遣散费就有了。于是，这群十八九岁的同学少年就跟着我爸爸去挖金头。才找了一个晚上，被我二叔一个刁状告到我爷爷那里，我爸爸挨了一顿痛打，我爷爷骂他是“胆敢挖祖坟的逆贼！”我爸爸从家里逃出来，跟他的双胞胎弟弟分道扬镳。后来，我二叔跟了国民党，到了台湾；我爸跟了共产党，娶了我妈。二十年以后，戴家的祖坟还真的就给我父母的学生、一群唯物主义的红卫兵给挖了。只是金头依然没找到。 由于资金短缺，野猫溪的同学少年只能买了一大袋天地响鞭炮。天一黑，划着一条戴家的小货船过了双河。大家都穿了黑色的学生制服，以示新人新风，挑战腐败的封建制度。这一夜，双河上无风，青蛙的鼓噪高一声低一声，不时有鱼儿浮到水面，摇一下尾巴又一头钻下去，一河的月色就无声地活动起来，又一圈一圈悄悄碎了，像心事满腹的样子。戴家的小货船载了五六个野猫溪同学向对岸划去。 “花楼”里的灯火正旺，古城男人每天的老故事刚拉开了序幕。突然，一袋天地响鞭炮被同时甩进了好几个“花楼”的高堂屋，炸得如同地震。男人趿踏着黑布鞋，女人尖叫着跑出来，一路有人高叫“失火了”，“抓毛贼”。于是，就有人敲响了“花楼”防盗防火的报警铜钟，一时间，“花楼”里突然有了一种次序：所有高高矮矮的窗户灯火通明，家家户户传出敲锅、敲盘子、敲面盆的声音，一片叮叮哐哐的响声。还有大大小小的人影在窗口晃动，像皮影戏里的好汉和美人；接着，妓女们举着油灯，男人们打着火把大呼小叫地冲了出来。女人们往戴家小船上扔烂菜帮子，男人们往戴家小船上扔石头。 原来，腐烂了的老制度也不是好惹的。野猫溪的同学们一紧张，猫着腰，全逃回了自己的小船，拼命往回划，好像自己真成了纵火犯或者毛贼。“革命”的大计划暂时也忘了。等逃到芦苇丛中，才你推我，我推你，哈哈大笑。一是笑那鞭炮炸出来的狼狈混乱，二是笑自己胆小如鼠。虽然一个妓女也没消灭，但“暴力革命”玩过了一回。 这段好故事，我爸说过很多次。每次，我爸一讲完这段光荣业绩，我妈就会说：早知道了，就为这，老仲(王仲德外号)还落了个坐牢的口实。 在营救王仲德出狱的时候，我爸和我妈来往密切，结果，戴家出保钱，我姥爷保人。姥爷禁不住我妈的吵闹哀求，保了王仲德。王仲德在监狱里对他在古城干的“暴动”供认不讳。本来也不是悬案，保钱保人一到，国民党就把王仲德放了。 王仲德从监狱里出来时，蓬头垢面，不过精神很好，想立刻回中大参加闹得正热烈的学生运动。中大地下党认为他已经暴露了，且在监狱里写了供词，得通过组织的重新审查，不宜继续待在中大。李野王竭力替王仲德申辩也没有用。组织还是把他派到偏远的山区去教书，搞土地革命。王仲德大学还差一年毕业，叫他走，他就走。为了眼看就要成功的事业，个人委屈和读书立业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不幸的是他在乡下得了疟疾，没有医药。病重了以后，他让学生替他一天给我妈写一封情书。可惜这些“革命爱情”在文革中都叫我妈一封一封烧了，残存的两封，都没有什么私情。 我妈那代人的毛病是：离了组织和权威就不知道怎么活了。他们反对国民政府，自己却也是活在一个扩大了的古城大家族里，要有个族长镇着。大家都是江河里的一滴水，时辰到了，反一个社会，波澜壮阔，巨浪滔天。只是浪头落下来还是一样的君臣关系。人活得很大，却找不到自己。大浪小浪明争暗斗，一滴水却连隐私都不能有。一个没有隐私的人，只能是画在宣传画上的人。 王仲德病重的时候，曾叫我妈来看他。我妈打了包袱就要走，在长途汽车站被“组织”截了回来。已经暴露了一个，不应该再暴露第二个。王仲德后来死在去县城医院的山路上。身边有四个抬担架的学生和一封尚未来得及寄的情书。我妈从来没有跟我描述过王仲德死后，她的心情。我偷看过王仲德的情书后，对我妈最终没有赶到乡下去看王仲德非常不高兴。这算是什么爱情？违反人性。那“组织”也管得太宽，人家的爱情不过是附丽在你的事业上，你却叫人家生死不得相见。若换了我，去他的“组织”，天塌下来我也要去。暴露了怎么啦，了不起和情人一起待在乡下不回城里来。我曾经问我妈：“爱情价更高”在你们那批地下党中是怎么理解的？她说：“老仲若不死，能写好文章，他的文笔像鲁迅。”这一点，我在王仲德的情书里并没有看出来，不过，我妈这样的回答，像宣传画上的人说的。 王仲德那封未寄出的情书，是他残存的两封情书之一。大概是后来辗转到了我妈手里，进了我们的家史盒子。很短，我也读给戴小观听了，那里面还提到我爸爸： ……戴文天（就是我爸）有个叔父给汪精卫当御医，待在上海搞“曲线救国”。戴文天上大别山时，他叔父悄悄给戴文天和他的双胞胎弟弟两瓶治疟疾用的奎宁，说：到了山里，这药就是黄金。 大别山里，蚊子大得像飞机，疟疾是山民的常见病。我们在野猫溪实在没吃的时候，就戳弄戴文天卖一粒奎宁，然后，几个要好同学去开开荤。后来，有个同学说：这是汉奸药，不能吃。我们不食“周粟”，却依然食周国的野菜，这算什么抗日？戴文天说：这药不是日本来的，是美国药。我当时很馋，说：夺了日本人的枪支子弹还可以用来打鬼子呢，那药就是敌人送上门的子弹。我们换了炒猪肝吃，这是“以夷制夷”。 现在，有点后悔，当初少吃两次炒猪肝，说不定还能省下一粒奎宁给我自己。如今只好独吟《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我很喜欢王仲德的这封情书。人到临死还有幽默感，看样子是得有点浩然之气才行。我跟我爸说：“我妈这个人不懂爱情。王仲德到死她都不去看，跟您结了婚又动不动就吵架。对自己的小孩子还要专政。好像她一坚持，就能真理在手；一宁死不屈，就是英雄。搞不好她坚持的是个谬误，死是个白死呢。我要是男人，情愿找个什么肖苑凤，也不找她。”我爸说：“胡说八道。肖苑凤哪能跟你妈比。小爱情才整天挂在嘴上；大爱情是‘不风流处也风流’。” 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戴小观依然是共产主义者。再下面，他祖辈的“大爱情”，“大风流”，他就不能理解了。而他祖辈们的“昨天”终于没有走到他们“诗里的明天”却变成了“现实的今天”，“美人”变“兔子”居然也有历史效应。 照片上这群“地下党”四十年后，在我家聚会的时候，倒是咧着嘴又说又笑的。说的那些两次入狱的故事全无风流可谈，不过关键的时候，却也有一种“大风流”的气质像苦笑一样挂在脸上。“小泉社”里没有第二次坐进监牢的人，只有死在1948年的王仲德。 陈晓望是1948年被国民党特务半夜里公开从女生宿舍里抓走的。她演了活报剧，嘲笑物价飞涨。陈晓望的哥哥立刻上下活动，卖了一些家产，找了父亲的老部下，在共产党没解放南京之前，把陈晓望赎出了监狱。他叫陈晓望跟他一起到台湾，陈晓望当然不走。一解放，陈晓望就把这些细节跟组织报告了。然后，就去解放大西北，腰里别着手枪，亲自清理过重庆的两个妓女窑子。 陈晓望再次进共产党监狱的时候，顶的罪名是“台湾特务”。抓她的“组织”并不了解中央大学地下党的活动。他们从红区来。他们说：如果你不是台湾特务，为什么国民党军人要保你，没交给你特殊使命，你能活着出监狱？陈晓望申辩道：“那是我哥，他当然要保我。我的共产党身份并没有暴露，不过是个学生，怎么就不能活着出来？”“组织”就说：你不老实！把陈晓望判了二十年。那时候，她刚二十七岁，和李野王结婚才一年，正准备生孩子，虽然还没怀上，孩子的名字已经起好了，叫“李和平”，男女都能用。 后来，文革闹起来了，走资派要关进监狱的越来越多，监狱没地方了，就把她这样的老犯人关进了动物园。她被关在长颈鹿旁边，笼子上的牌子写着“台湾特务”。本是当作一种革命挖出来的成就展览给人民看的。陈晓望说：“关在动物园的坏处是：小孩子往长颈鹿笼子里塞草，往我的笼子里扔石头；好处是：李野王买一张五分钱的门票就可以来看我。比张生见崔莺莺还容易，连红娘都不要。李野王还趁人不注意往笼子里扔泥团子，泥团子里是情书。” 陈晓望，让我喜欢。她的动物园爱情确实风流。比那些哭哭啼啼，喊冤叫屈的文革故事来劲。像个地下党。倘若她当时尚未结婚，和李野王来他一个“动物园婚礼”，那才可以编个史无前例的爱情故事呢。 我妈是从家里被国民党特务抓走的。抓她的理由是：小泉社的成员都参加了游行，发起人必得承担责任。我姥爷动用了所有的关系，花钱买通各色人物，把我妈保了出来。结果，到我妈二进共产党监狱时，她的罪名就是“叛徒”。因为，没有牺牲就是叛徒。 我妈在文革中的待遇比陈晓望好一点。她没进动物园，进的是小孤山火葬场。这次“组织”分配给她干的事儿是发送骨灰。那时“组织”把我妈叫做“行尸走肉”。每天，死人烧了，家属哭哭啼啼，站在院子里等着骨灰，就有亲戚朋友凑到我妈掌管的小窗口来，哀声细气地请求：“多给一点。”就像买碗面条，要汤水时说“多给一点”一样。我妈就说：“我尽着一盒装，您要相信组织。”那段时间，“组织”是我妈的口头禅，她每天都相信组织迟早会把她的问题搞清楚。 文革中，火葬场工人也罢了工。两派武斗打死的人都放在小孤山火葬场门外面，死人也分两派，没人管不行。我妈不是工人，不能罢工，所以，她就得了个日夜不得下班的工作：看死人。至今我也想不懂死人要看着干什么？他们又不会跑。我妈说：“半夜里，风声鹤唳，没灯没电，几颗鬼火一样的星星在头上闪着，我在死人中间走来走去。大声念诗给自己壮胆：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我来了。” 几张缺了牙的嘴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这就是我妈，吃精神饭就能活。看守死人也要看出英雄气概,断然就把地狱里的贪官阎王给废了。谁轮着这样的精神导师，谁运气，谁轮着这样的妈，谁倒霉。可惜了她还学的是文学专业，一辈子也就写了一些检讨书和批判稿。 后来，大家又转向李野王，要他讲他的二次入狱。李野王说：“我下的是红卫兵私设的监狱，也就是戴高帽子游街，没什么新鲜事。免了。”陈晓望说：“我替他说：他十年没发工资，每个月只有十二块钱生活费。后来，平反了，补发了一大箱钱。他跟‘组织’赌气，当时就把那一箱钱都交了党费。” 于是，大家又笑，说：李野王真迂腐，至少也该留下一点聚餐费呀。李野王大气地一笑：“我们当年革命，哪里是为了钱呀。” 我爸这下来了劲，又说了一遍和王仲德挖自家祖坟，在花楼炸天地响的故事。提到王仲德，这几个人又回忆起在台城和陈公馆讨论反腐败、建立新政权的事。说来说去，似乎倒是那个肖苑凤过得最好，她一解放就和四川的男朋友断了，嫁了一个军队的工农干部。那个工农干部退役后，被“组织”派到古城，当了古城的县长，带着肖苑凤住在古城的双河边。船泊东吴雪，鸟歇芦花池，无风无浪，偶尔还开个赛诗会，写一些追星星赶月亮的闲诗，正合了肖苑凤的气味。 说到肖苑凤，李野王解嘲道：“你们两个女同志也别后悔，各人要的东西不一样。要论诗才，你俩都在肖苑凤之上。只是你俩写了首大诗，把自己也写进去了。这倒叫我觉得有点儿对不起大家，我一直极力崇尚的‘整风’整到我们自己最单纯的头上了。” 我妈说：“我们也不后悔，毕竟我们推翻了一个旧制度。封建陋习、嫖娼纳妾给我们这代人反掉了。” …… 又十几年之后，照片上的老人差不多都死了，只剩下李野王还像一个打鬼钟馗一样活着，跟陈晓望四十七岁才生下的女儿李和平住在一起。我回国时，去看他。他捧着一张报纸，神情哭笑不得。李和平说：“别看了，小戴来看您啦。您又不是反贪局的，当官的骄奢淫逸您管不着。”李野王站起来，腰板挺直，脸上的苦笑变成慈爱：“小戴来了？小戴呀，今年清明我刚去看过陈晓望和你父母，我在他们坟上念了首诗：‘中国中国奈若何？！” 过后，李和平悄悄对我说：“你妈你爸还有我妈幸亏十几年前死了。要不然，他们要跟我爸一样痛苦。地球转了一圈，路又走回去了。他们当年要反掉的东西，一样不少地回来了。他们的学生运动失败了。” 三、中国故事：我们的实业兴国梦 让我的父辈在耆老之年如此失落，是我这一代人的不肖。我们吃他们的“精神饭”长大，结果，却吃出了一身的反骨。我妈后来是平了反，还当了几天某钢铁厂的厂长。还没干事就到了年龄，退居二线。二线，也是重地，在她的“太平天国梦”里，能让她工作就是对她事业的肯定。她对家务事不屑一顾，不洗碗，不买菜，不织毛线，不洗衣服。这些小事儿都不革命，她老人家一到了星期天，就带头去厂子里通阴沟，除杂草，也不知凭什么这些活儿就能红彤彤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有几个想升官的人，看她一个老太太顶着个大太阳，把阴沟里的臭水往外掏，碍着面子也来跟着干几下。过后，就有人家的孩子来嘲笑我，说我妈是“阴沟厂长”。我对我妈说：“您通什么阴沟？有本事您造汽车呀。您那厂子不是叫钢铁厂吗？” 戴小观听我讲到这里，对我很不满意。他说：你不该对姥姥那样，她为大家服务，这是好事呀。爱丝蕾的父母到现在不是还供着杰姆。总不能就叫她妈是“流浪汉市长”吧。 戴小观说的是无家可归者杰姆。在我们住的那个小城，很多人都知道杰姆。杰姆每天按时到图书馆去看书，按时从图书馆回来。他衣着整洁，手里整日有一把带弯头的雨伞。街上人家养的狗看见他走过来就会跑过去，摇头摆尾要他拍。杰姆认识街上人家养的每一条狗，他的黑提包里永远放着一些给狗吃的零食。偶尔也会有一条无家可归的狗，跟在他后面一直走到图书馆门口。杰姆对家狗野狗一样尊重。他把它们一律叫做“弟弟”。碰见人家的狗胖了，杰姆就会很绅士地弯下腰揉狗肚子，嘴里关切地说：“弟弟要减肥了。” 杰姆是一个有文化的流浪汉。他不愿在工作的压力下生活。十二年前，他来到我们这个小城，在街头公园流浪。有一天，他在尤利教授家的露天阳台上过夜。以后，就天天在这个阳台上过夜。尤利夫妇也就认可了杰姆的行为。并且允许杰姆到他们家看电视和洗澡。只是不能在家里住。因为住在尤利教授家里就不是无家可归者了，就不能领政府发的食物券了。 尤利教授家的阳台上从来就有杰姆。爱丝蕾和她姐姐从小就跟杰姆一起看电视，一起遛狗，杰姆就像是他家的一个成员。但是她们不懂为什么一到睡觉的时候，杰姆就跑到阳台上去了。天热的时候，她们也会挤到阳台上去和杰姆一起睡。前些年，尤利夫妇觉得两个女儿大了，家里的阳台上总睡着个大男人不是回事。于是，他们决定把车库打扫干净，让杰姆搬到车库里去睡。这可不是一件好做的事，得非常谨慎。因为杰姆非常敏感，自尊心很强，会发脾气。 譬如说：杰姆平常都只喝巧克力牛奶。有一次，有个邻居好心送给他一瓶白牛奶。杰姆就发了脾气，说：“你这是侮辱我。别以为我是无家可归者就见什么牛奶都喝。我情愿没有牛奶喝，也只喝巧克力牛奶。”大有非楝树不栖、非礼泉不饮的架势。还有一次，尤利太太付给他八块钱一小时的工资，请杰姆帮她打扫两小时院子。杰姆说：“请我干活的最低工资是十五块钱一小时。八块钱一小时的工资是辱没我的才能。”尤利太太立刻道歉，说：“那我自己打扫，您就歇着吧。”但是，后来杰姆还是接受了尤利太太的十六块钱。他说，他同意接这个活是因为在尤利教授家的阳台上住了十二年。结果，杰姆接下活后，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根杂草都不留，不仅打扫了尤利家的院子，连尤利家住的一条街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且一干干了八个小时。尤利教授回来说：“我们没叫你打扫大街呀。”杰姆又立刻发火：“我告诉你我的工作是上等质量的。你要雇我干活，我就是这么干的。”尤利太太要再多给他钱，他又发火：“你又侮辱我啦。说好两小时的工作，就是两小时。别以为我是无家可归者就会多要钱。” 结果，尤利夫妇的搬家计划失败。任那个车库有多干净，杰姆看也不看一眼，依然住在尤利家的阳台上。尤利教授把警察法庭不放在眼里，拿杰姆却束手无策。真是一物降一物。人人都有生存权，鸡鸡都有生存权。平等就是这么个好东西。 我知道家史盒子里的故事，对戴小观来讲，像是天方夜谈。他谈的事儿和我谈的事儿在两套道德价值体系里。说起来都是“助人”。尤利家对杰姆那叫“人文主义”，咱们这儿叫“为集体牺牲个人”。人家那个“人文”是文艺复兴反封建神权之后发掘出来的人性中的美和善，叫“理性”；人也就那点儿东西使自己区别于禽兽。我们这个“为集体牺牲个人”是几千年封建宗族社会里最好的文化美德。人靠家族关系活，自是应该以种族利益为重；工蜂靠种族而生，为种族而死，这点儿本事，昆虫动物也玩得转。就算活出了“性”，“人”还没活出来呢。 我对戴小观说：“你不懂，一个国家穷得连豆腐都要计划供应，她哪里能搞你脑袋里的那些个‘主义’。所以，到我这一辈，我只想一件事：兴办实业。”也就在这个时候，戴小观说他可以从共产主义变成社会主义。 说起来“兴办实业”这样的事，我们戴家的祖上早就已经办过了。可到了我这辈子，倒成了件新鲜事，一切从头开始，而且举步维艰。这就使我有很多理由批评我的父辈们“穷折腾”。他们“穷折腾”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我一步进入社会底层，看到了那些让他们“明天诗”变味的东西。这是他们从戴家大宅子走进革命文人圈子的道路上没有见过的。 戴小观第一次闹事，就上了正路：要和平，要正义。我父母第一次闹事也很壮观：反政府，反封建，消灭剥削阶级。我第一次闹事是：要改革马桶盖子。跟他们不能同日而语。但我从基础做起！戴小观有小美人当他的小情人；我妈有王仲德，后来是我爸当她的革命爱人。我十七岁时的小情人是和我一起在红星马桶厂搞“改革马桶盖运动”的同盟——马木匠，地地道道的人民。 多少年后，马木匠变成了老马木匠，手指粗壮，头发粗壮，额上的皱纹也粗壮。我们碰到一起谈到马桶厂的故事，我对他说：“当年有语文老师说：会写诗又怎么样，还不是去做马桶了。可你是知道我的，那时正是我想学好的年纪，想当英雄。天天跟自己做斗争，要：‘干一行爱一行’。爱马桶是容易事？谁能爱给我看看？结果，我还真爱上了，一周做90个马桶，个个又红又亮像个十八岁的大姑娘（比我还大两岁）。每个马桶底上，我还签上名。（换句话说：每周90个人，要在我头上拉屎拉尿）。”马木匠说：“不仅如此，你还写了不少‘马桶革命诗’：‘马桶工人志气大，天大困难也不怕；马桶工人志气高，放个臭屁冲云霄。’” 这歪诗，我不记得了。如果马木匠记得是我写的，那一定就是我写的了。不过，我记得我爱上马桶以后的事：春天来了。有大学上了。我是一身的使命感，就想立马实现现代化。奇怪的是，我上大学后反得了一个嗜好：逛南京的各家杂货店。一进去就直奔“马桶部”，然后，翻马桶，把头伸进每个马桶里，一个一个找。找到有我签字的，就好不欢喜！立马抱起来。那都是我生的女儿！ 想起这些奇怪又好笑的旧事，我就对老马木匠表忠心：“那时，一看到那些瞪着两个土气横秋的小圆眼儿的马桶盖，我就会想念你。” 这么多年，马木匠没穷没富，也没兴趣跟我叙旧情。他盘腿坐在一张二十年前他自己打的木板床上，那张木板床放在他家厨房里，充当“沙发”用。他儿子媳妇住了他家正房。马木匠一欠身，凑到挨着床头的煤气灶上点了一支烟，说：“他娘的，看看现在这满街堵得心烦的小汽车，我真奇怪我们当年那个‘改革马桶盖运动’居然还失败了！” 好梦和野花一样，哪里都能长。你把它揣进厅堂，它叫“雅趣”；你让它开在马桶厂，它叫“幽默”。我们中国人的好梦可以一开就是一片，一觉睡醒，梦就失败了。再一眨眼，却又是“遍地尽是黄金甲”，你要的美人成了黄巾军，正在那灯火阑珊处开怀痛饮。 我那“改革马桶盖”的思想起源于毛主席逝世那一天。那一天，我们全厂工人都在“化悲痛为力量”。大家闷头闷脑地做了二十四小时的马桶。我和马木匠蓬头垢面，好像非要自残一下才能解决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头上的红太阳没了，一滴水和一只工蜂迷失了方向。做到天亮的时候，“改革马桶盖”的思想就从我的头脑里冒出来了。与此同时，老师傅王均发提着毛笔和大红纸来找我，要我替他写张“决心书”。他说：“我怎么说，你怎么写，不准改我一个字。”在非常时刻，人头脑里都往外冒思想，都是历史性的豪言壮语，自然句句为真，别人改动不得。我替王均发写道： 王均发向毛主席表决心： 毛主席，您走好。木工组长王均发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们一定做到：大小马【“桶”字不要写】盖两面光，产量像一座山，质量像一朵花，全组团结得像穿一条裤子【厂长口号一定要写】。 “马桶盖”问题既然已经提到了毛主席面前，那掀起一场运动似乎是势在必行。用马木匠的实在话说：“不改，连媳妇都找不上。” 我拉着马木匠和几个年轻人到厂长办公室，讨论在那个非同寻常的二十四小时里，从“一滴水”年轻的脑袋里冒出来的新思想。我盘算了几天，已经想好了该怎么说：高呼改革马桶，确保改革马盖。 红星马桶厂在一段废弃的旧铁路边上，就了那段路基的高坡，在坡下搭了一两间半地穴式的厂房。“厂长办公室”就是堆在厂子门口的一堆木板，窦厂长厚嘴唇上黏了一颗纸烟，坐在那堆木板上晒太阳。眼睛像两个蝌蚪，鼻子像一只蛤蟆，脖子上一堆肥肉是洪水猛兽，挤得黑领口破坝决堤，纽扣挂在一根残线上抖动。 我说：“厂长，我们太落后。人家国外都用抽水马桶，我们还用这个红灯笼一样的木头马桶，怎么对得起毛主席？我们起码应该改做塑料马桶。” 窦厂长的两个小蝌蚪眼变细变弯，一边一粒“嘲笑”在里面跳着：“你们以为塑料马桶好？那玩意盖起来是一点气不漏，可等你再一打开，那个臭呀，冲你三间屋子。谁家能用那个？” 王均发一群老工人哈哈大笑。我早猜到一下子全面改革马桶困难很大，就退了一步：“那我们至少可以做塑料马桶盖。” 窦厂长说：“你以为塑料比木头好？怎么人家结婚都不用塑料家具，要红木、松木的？连棺材还要木头的呢，你见谁用了塑料棺材啦？” 王均发一群老工人又笑，“塑料棺材”？这可是他们听到的天下奇闻。我只好又退了一步：“那您给我三天假，我到上海塑料马桶厂去看看。”其他几个青年人也一起叫起来：“给我们三天假到上海学习！” 窦厂长说：“你们闹什么闹，别以为毛主席死了就没人能管你们。我们还有华主席。” 于是，我们的“改革马桶盖运动”还没开始就被打了一闷棍。不过，爱情却在威胁中产生了。马木匠把我拉到一堆木板后面，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说：“你走，到上海。拼了我自行车不买啦。” 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的第一句情话。如同听到“爱人，你是六月里初开的玫瑰”一样让我醍醐灌顶。我当时就把马木匠爱了个片甲不留。马木匠还脸红，拉着我的手，既不敢握，又不敢亲，劈里啪啦拍了几下。 以后几天，我们几个想兴办实业的年轻人动不动就躲在一排排还没上红漆的马桶后面，讨论到上海塑料马桶厂去的计划。那种激动和虔诚就像戴小观他们想去瑞德大学；我爸我妈想往延安一样。年轻的心都有一样的自信，凡那样的心想往的地方都一样神圣，只是被向往的“地方”可以因时因地不同。 我请了两天病假，旷了一天工，跑到了上海。上海的高楼是旧社会达到的水平，离我们太遥远，我们要的风景只是人家的塑料马桶盖。等我像唐僧取到了真经一样，抱着个塑料马桶盖回来，马桶厂有一半的工人正在拿疯子唐会计开涮，他们用马桶搭了一个摇摇晃晃的台子，哄唐会计上去唱歌跳舞。台子一塌，唐会计掉进马桶堆里，他们就笑得前仰后合。突然有人叫了一声“窦厂长来了！”他们又作鸟兽状散去，好像谁也不是当事人。这让我一下子很失望，换不换塑料马桶盖其实没什么用，这群人反正是换不了的。就是家家户户都换上了抽水马桶，来拉屎的还不就是这些屁股。 唉，看样子我们的落后也不仅仅落后在拉屎的方式上。我们的活法还在阿Q水平，见了小尼姑就拧一把，见了赵老爷子就成了孙子。窦厂长就是我们这个小小“鲁镇”的家长，应该叫他一声“窦老爷子”。他把汗衫卷到胳肢窝下，敞着肚皮在厂子里转悠。他看也不看我抱着的“真经”，推了我一把：“鬼混够了，回家啦？我天天在厂子里讲：现在社会治安有所抬头！你们就是不听……” 疯子唐会计从马桶堆里爬出来，用唱苏州评弹的调子指着窦厂长唱：“窦老贼，我要叫你明天就得那——子宫癌——死！”窦厂长挥挥手对我说：“把她带走，不能干活就回家养着。”我拖疯子唐会计走，疯子唐会计扭过头，继续用唱评弹的调子骂道：“我家良人的尸体还停在床上，你就睡了我的身。答应给我的棺材板子，却进了你窦家的祖坟！” 大家把唐会计叫“花痴”，本没有人拿她的话当真；但是，没想到，她骂窦厂长的这些话，不久就都成了窦厂长贪污腐败的证据。窦厂长倒台了！他倒台，不是因为我们运动赢了，是因为他送给了区长乡下的妹妹一个坏马桶。我们江南乡下女人结婚都兴陪嫁一个红马桶，里面要装红鸡蛋，意思是：胖媳妇(红马桶)，多子孙(红鸡蛋)。那个坏马桶在区长妹妹的新房里突然漏屎漏尿，臭气冲天。区长妹妹一哭一骂，区长就对窦厂长动了怒，把这事上升到窦厂长的不忠，因为窦厂长在此同时送给副区长一车好木料。区长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老祖宗”。只有他想整顿“老爷子”的“社会治安”，“老爷子”的“社会治安”才能永世不得抬头。 只是那个臭马桶的故事，还真是我们“改革马桶盖运动”中的地下活动。这是我唯一可以向戴小观炫耀一番的业绩，达到我爸“炸花楼”的水平。干“恶作剧”是我天生的本事。我们本来是一些草芥小人，要做什么事都难，我们年轻又能怎么样？在那样的宗族关系中，最多也就只能当阿Q，对着赵老爷的后背骂骂娘。做臭马桶，是我在背后骂娘哩。我让马木匠替我在十个马桶底上各打一个洞，我用河泥和石灰把洞堵上，然后，用二十倍的精心把这十个马桶漆得又红又亮，个个都是红红的大姑娘，人见人爱。这十个马桶是我的十颗定时炸弹，凡我们不喜欢的“老爷子”“老祖宗”来要马桶，我们就送一颗“炸弹”过去。炸在区长妹妹家的那颗，是十颗“炸弹”之一；还有一颗炸在了居民委员会主任家。这十颗“炸弹”用到我考上大学时，还剩三颗，我全送给了马木匠，我说：“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窦厂长一倒，我们的改革运动也随之彻底结束。新来的顾厂长是个女的，文化水平在“马龙”和“马桶”不分之间；对“办实业”的理解是“做买卖”。她说：“改革马桶盖的事，就让唐会计管去。没你们的事。”她一上任就用批判窦厂长的运动压倒了一切。厂里七八个女工向顾厂长哭诉，窦厂长调戏她们，不跟窦厂长先睡一夜，她们就得不到证明去领结婚证。这些故事倒是惊世骇俗，中国一个小小的马桶厂厂长，居然手里也有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神职人员的“初夜权”。“人”在这里，要读成“忍”。窦厂长那个“老爷子”威风可是赶得上“江南织造”！顾厂长让唐会计把这些控诉整理成文件，让我们全厂工人学习。 自从扳倒了窦厂长，唐会计的疯病日日见好。她整理的控诉文件声情并茂，没有逻辑，篇篇以一句：“窦厂长调戏过的黄花姑娘可谓车水马龙”结束。顾厂长在其后加了一横批：“车水马龙”就是“抽水马桶”的意思，窦厂长拿我们工人阶级的女儿当“抽水马桶”！ 我的十七岁，过得俗不可耐。既没有参加罢工，也没有面对警察，几颗“定时炸弹”炸出来的都是秽气。“和平”和“正义”像两个仙女，金发碧眼，躲在安徒生童话里，与我们的小天井不在同一个时空。 戴小观吸收了美国人的大度，对别人总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他把我十七岁的故事定义为“要求民主”。这就像我们的顾厂长把“车水马龙”定义为“抽水马桶”一样，很有创造性！只是，我们的小天井供不起“民主”这个大苹果，我们这些小民，也不要做什么主，我们只要能做好梦就行。可惜我们的各色“好梦”，折腾到最后，不过就是被“老爷子”、”老祖宗”、“老佛爷”、“老军机”拿到手里去，搞我们大家庭里的明争暗斗。 我当年可没有戴小观这么大度，我在马桶厂的种种失败都是我嘲笑我妈我爸的理由。我嘲笑他们的“革命梦”长做不醒。咱们马桶厂的工人，个个都是正宗的“人民”，什么“主义”在他们哪儿都要落实到吃饭、拉屎、生儿子上。我说：“爸，我们戴家过去的实业不是办到大机器水平了嘛，你怎么就上了我妈的鬼当，要砸了家当搞共产？弄到我这辈上，想从马桶盖做起还做不成！” 我爸说：“旧社会你没过到，你不懂。过去的上海租界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戴家借着洋人的力，办了一些实业，那也是明着受洋人剥削呀，要不你爷爷怎么会突然转回老家去办教育？” 我妈对我叫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叛徒’？！又坏又自私。戴家的反动根子怎么全长到你身上去了？！” 他们过到的社会叫“旧社会”。房子旧？关系旧？人旧？制度旧(私有制)？他们建了一个社会叫“新社会”，房子旧、关系旧、人旧、制度新(公有了)？他们那一代人到底要什么，我也搞不清。山不变，水不变，人不变，光换了一个新制度又能怎么样？我只知道他们折腾出的好事，就是把个国家弄得那么穷，连个“塑料马桶盖”也能成为他们后人的理想。我说：“妈，您也不必摆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样子，扔给我一条绳子，我马上就上吊自杀。我正在黑暗的旧社会里过着呢。您二位那个‘旧社会’再旧，还能有我们马桶厂旧？窦厂长要再迟几天倒台，他就是黄世仁，我就是喜儿。” 后来，突然有一天，日落沙明天倒开，兴办实业的蓝图就像我父辈们盼望的新政权一样从天上掉来了。他们那辈人试过了太平天国，也该让我们试试市场经济。家，都得有个爷爷说了算，子孙的机会靠爷爷的好眼力。能不能成事，要赶时候，我们兴办实业的梦总算赶上了时候。 大学恢复了，挣钱和富裕都成了大好事。蓝天底下，我也结了一个诗社，叫“振兴社”。社员都是我大学同学里的能人，不是学工程的就是学计算机的，还有学医的和学经济的。情诗写得不咋样，但都是干实事的人。就是游行，咱们喊的口号也是“加快经济改革阵痛，催生现代化的金娃娃”。 那是我恋爱的高峰阶段，一爱就爱他个彻头彻尾，分手也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不成了。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摸到一块新的，丢掉一块旧的，乐此不疲。 马木匠之后，我的小情人是学筑水坝的，我跟着他骑着自行车从长江骑到黄河。一路上风尘仆仆，我们俩一样脏，一样汗流浃背，像两只丑小鸭。他不停地回头问我：“还行吗，要我拉着你吗？”这个问题很男人，也很细致，壮壮实实的，让我有依靠。碰到有大上坡，我们就唱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我俩一前一后，满心都是白天鹅的好感觉：路边买香瓜的小村姑，把洗碗水泼在路上的新媳妇，头埋在大海碗里喝面汤的男孩子，我们想拉着你们！ 后来，我的自行车坏了，他还要沿黄河骑到东海，我只好乘火车回家，临行时我把两包牛肉干揣进他的兜里，就像把全国人民给我们的使命揣进他的兜里一样。我说：“你是电源，我要你发来电把所有的马桶厂改成汽车厂。”他自信地微微一笑，说：“源源不断。” 那一个夏天，我源源不断地收到他从各条水域寄来的情书。每一封情书字数都在一百以内，但大大小小拱坝、重力坝、土坝的草图，因着河流的大小和落差的高低，一座一座画在那些情书里。直到他在高密被人当作文物贩子抓进公安局，然后被驱逐回校。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成了一个黑泥鳅，一笑，一排白牙：“怎么样，源源不断吧？”他说。那个时候，我真情愿为他爱的那些大坝小坝死上一百回。从此，我叫他“电源”。他选什么课，我选什么课；他吃猪爪子，我吃猪爪子；他穿红汗衫，我穿红裙子。 “电源”早我两年毕业。“电源”一走，慢慢地，感觉摸不到了。我选的那些概率统计、公用民用建筑都是“电源”喜爱的课，他在的时候，每一个概率统计公式都含情脉脉，随便抓一把花花绿绿的小球，抓到那个红绣球的概率都在我手上。就是讨论使用多少吨钢筋混凝土也跟讨论买什么信物一样有意思。“电源”一走，这些我专业外的闲课立刻变得乏味透顶，我一上课就睡觉。所有的灵感都跟着他一起走了。爱依然还在，却变成了一种和“主义”差不多的东西，可以像祖宗牌位一样供着，没有了“实业”意义。 “振兴社”里接着给我写情书的是个学医的男生。他高而白，眼睛像兵马俑，喜欢穿着实验室的白褂子在校园里疾走，下摆兜着风。他的情书写得跟处方一样：哪一年上小学，哪一年当班长，又多少次当上了“三好生”。高考考了县里前十名。学医只有一个目的：攻克癌症。他那一封情书除了最后这一句“攻克癌症”，其他都可以上名片或者身份证。为了他这句话，我给他写了一首情诗，叫“致克星”。“克星”为了攻克癌症日夜学习，跟我看场电影都嫌浪费时间。吃一顿饭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谈的都是“癌症”。跟“克星”好了一年，我差点没把自己吓死。一做梦，各色癌症就张牙舞爪地来了，我不但知道它们的名字，还知道它们的邪性，它们的位置，一扩散还有几个月好活。终于，我对“克星”制邪劲头的崇拜，败在了对癌症的恐怖感觉之下。我们友好分手，我说：“道义上，我永远是你军旗下的白血球。” “克星”之后，跟我好了短短几个月的男生是个学经济的。他给我的情书，让我猛然一惊。他说：“没想到吧，国有财产正在悄悄地私有化。金娃娃在肚子里的时候还好带，一生下来就疯长。长着长着就能腐败起来。让金钱来调节市场关系，就像潘多拉的盒子被金娃娃一巴掌拍开了。我们唯一的世外桃源就是爱情。” …… 果然，二十年后，大大小小的城市被高楼托起来了，托起那些高楼的当然是钱。突然间钱都从天上掉下来了。最有本事的是弄外国人的钱，再不然就玩房地产，做中间商，汽车电脑都是钱，还可以在地下挖，河里找。金娃娃整天跟人开玩笑，跳到东，跳到西，今天是你腰间的一把钥匙，明天就开了人家的财源。全国人民都跟着它转。它成了“老爷子”“老祖宗”，说谁对谁就对，说谁错，谁就该打五十大板。 等散在各地的“振兴社”同学再聚会的时候，我们各色“实业大美人”都胖了一圈，小肚子圆鼓鼓的，让我觉得他们不是怀了“处子”，就是怀了“脱兔”。“电源”并没有建那些他梦想中的大坝小坝，他当了长江边上一个小城市的市长。他说：“不当官，办不成事。我当官，算是下代人的幸事，好歹，我还可以批准我的学生造坝呢。”当年“学经济的”那位说：“你还是少批几个坝吧，长江里现在还有鱼吗？”“电源”说：“那主要是污染弄的。有鱼也少吃为好。你们银行少给化工厂贷点款，经济制裁着点呀。” “克星”迟到了一点，刚挨了人家一顿打，头上还贴着纱布。一进门，听大家说到污染，立刻一副痛恨不已的样子：“癌症太多啦。”他说：“我手下的医生没治活病人，他妈的，家属把我这个医学院院长给当街打了，让我在老同学面前丢人。唉，我新买的宝马车都给砸过两次了。”“电源”和“学经济的”就笑：“怕是你们拿了人家红包吧？治癌症还敢收红包？” “克星”和大家照了相，急急忙忙又要走，说：“没办法，还有饭局，国家要评重点科研工程，我还得请两个评委吃饭啦。人际关系就是一种资源，得不停开发才行。我不像你们，一个有权，一个有钱，万事不求人。项目得不到，咱科研经费要少好几百万。”我说：“‘克星’别走。大家正高兴呢。科学还搞人际关系呀？你这会儿最该回避评委才是。”“克星”苦笑笑：“小戴你是故意幼稚吧。咱这儿要正路歪走，歪路正走。废掉人际关系就跟攻克癌症一样难。”我说：“‘克星’还是始终没忘‘攻克癌症’的目标呀。”“克星”说：“那时年少轻狂。癌症是基本没治的，就是基本没治的。造成癌症的原因太复杂，太复杂。识别癌症细胞又不容易。再好的抗癌药也不过就延长病人几个月的寿命，还有副作用，谁吃呀？人家国外的癌症研究转到防癌为主，我们怎么防？空气污染，水污染。我灰心啦，灰心啦。跟你们这些老同学说句实话：我要这笔科研经费是盖楼用。盖病房给病人住，盖宿舍楼给医生住。病人多，医生就要多呀。” 我们“振兴社”的这些人，像一把铁屑，被甩进了一个大磁力场，官场有官场的磁力线，商场有商场的磁力线，就是在学术圈子里混，也逃不出那个圈子的磁力线，铁屑在磁场里跳两下，也只好按着各色磁力线的方向找自己的位置。本来嘛，过去那些革命者拿着大铁棍子在磁场里乱搅和了一通，磁力线还不照样立刻还原。我们这代“实业派”又能怎么样？我们当初想要的也不过是：“房子新”；人旧，关系旧，制度随他便，白猫黑猫都行。 聚会快结束的时候，“电源”拍着我的肩说：“我答应你的事儿基本做到。” “什么？”我问。 “把马桶厂变成汽车制造厂呀。电，源源不断。” “学经济的”跳过来，叫道：“我说你是污染源吧，你还不承认。我来的时候路上堵了一个半小时。这汽车污染总是你批准的吧？！” 有同学笑道：“吃醋啦，这么多年还吃市长的醋呀。《红楼梦》里的‘护官符’还得重背几遍。” 我决定说一句笑话，替“学经济的”解围。我说：“马桶换了，不知来拉屎的屁股换了没有。”周围的“正人君子”们一愣，接着大笑，说：“小戴尖刻的劣根性是改不了了。” 我也没想到，他们怎么就从“屁股”谈到了男女。这拨老同学一下子来了个结尾高潮——热闹起来，说是现在还真正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大概就只剩下“电源”了。“电源”自信地一笑。这一笑倒还是当年说“源源不断”时的味道，让我喜欢。 有个男生说：“这年头，女人有钱了，就去买衣服，这叫消费。消费是女人的乐趣。男人有钱了，也得去消费呀，他愿意把钱花在女秘书身上，这是男人的乐趣。要是那女秘书乐意接，老婆也能容忍。很好嘛。这是一种时尚。” 我说：“狗屁，这是什么时尚？猿猴就会一夫多妻。也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宠坏了男人，把这猿猴的本事定成男人的特权，让男人纳妾嫖妓，维持家族。这才好不容易进化到一夫一妻制，怎么会手一松，又回到‘动物世界’去了？这还叫‘时尚’？这叫‘返祖’。” 我这话儿，女同学点头同意，男同学则群起而攻之：“小戴，你倒成了良媛淑女，咱这在座的，就数你最花，老实交代，有多少男朋友。你在美国，还不知怎么自由化呢。” “电源”出来保护我了：“你们这就不知道了，美国是恋爱自由，一结婚，就是一夫一妻制。总统也得一夫一妻。小戴没结婚，她找男朋友是选择；结了婚再搞婚外恋是违反婚姻法。你有权力选择，选择定了就要负责。想不负责了，先离婚再谈。” “哈，这才说市长清白呢，怎么就心疼小戴啦。” “市长不公平。咱们婚前没啥选择呀，年轻时没钱没地位呀。到老了还不能补偿一下？当一回老猿猴过把瘾。人不就这一辈子？” …… 我们这是怎么啦？我们当初兴办实业，要的结果就是这个？ 四、现代人的故事：我对美人变兔子的深刻理解 这么多年，我在国外读书工作，继续我“摸石头过河”式的恋爱，虽是没再婚，却也不是列女传里的人。我干的好事不过就是给戴小观做饭烧菜，支持他搞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以，我也没有权力对“振兴社”同学们的业绩说三道四。我想他们一定是尽了力了。然而，金钱本身并不是一个友善的东西，没有它的时候，它逼着人跟它走；有了它，它又煽动人跟着欲望走。在它带来繁荣的同时，潘多拉的匣子也被它打开了。 “振兴社”聚会之后，“电源”又特地把我请到他的小城，要我住在他家，又带我去了他的市长办公室。一进办公楼，就有人追着他签字。他说：“今天的文件全部搁着，我有客人。”这让我很不过意，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要市长搁下正事陪着。“电源”说：“你就是我今天的正事。”这让我觉得当年和他骑自行车北上时的激情不过是被我们忘了，并不是灭了。毕竟，我们志同道合。一代人懂一代人。 “电源”要我讲我和戴小观在美国的生活。等他知道了戴小观的女朋友是我们市长的女儿，立刻就问了我好几个关于“市长”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是：“在美国当市长，待遇如何？”我知道中国人理解的“市长”是个不小的“官儿”，可尤利太太当的那个市长，就是个市长。我说：尤利太太当市长，不拿工资。她丈夫是教授，挣钱养家。市长可以管下水道、垃圾车还有警察。“电源”很有点吃惊。他说：这在中国做不到。市长不拿钱，自己不活啦？现在上面还在谈要“高薪养廉”呢。不拿工资，谁干？ 其实，这个问题我当时也问过尤利太太。尤利太太说：“让人冲着钱去当市长怎么行？市长要给市民做事，也是市民的榜样，自己生活殷实，才能让市民相信你能给他们带来殷实。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干点事儿，还得要市民的税收养着，市民怎么能相信你？” 我这么说了之后，“电源”很吃惊。他说：“难怪美国人不用护官符，原来人家当官是业余爱好。跟我们这儿有钱人打高尔夫球一样。” 其实，要叫我看，护官符哪儿都有，只是内容不一样。美国的“护官符”大概就是“法”。就算是总统，可以做所有的事儿，也不能做违法的事。中国的“官儿”却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像个黑洞，什么法呀，德呀，原则呀，正义呀，到了那个黑洞附近就被吸进黑洞，没了。那个黑洞引力极大，千年万代人们都坚信：念足了书就要去做官。所以，不管学什么专业，最后，能人都汇集到官路上去。我们历来科学落后，技术落后，可官道却从来就精明复杂。结果，念书倒像是挥起一把狼牙棒，把其他的同窗学子都打翻，杀出一条小路挤进官场。“官儿”成了比任何职业都好的位置，像个老祖宗。到了这个位置上，不能做的事情就都能做成了，还不用自己动手。这样的设置很适合家天下。 “电源”从大学毕业，就在这个小城，他和我说话算是推心置腹，他说：“家要经营，市也要经营，经营就是要把各种朝野关系都搞顺，然后才能说手中有权，可以干点事业。这是一种艺术。不把各路关系疏通了，再好的事也办不成。权力其实是一种关系网，是要经营的。” 当年，“电源”很是想干点事的。他走上仕途也是必然结果。就是像他这样的好人，当了官儿，在官位上待久了，说话的时候，也很有一点儿“祖宗”味儿，让我得从下往上听，听多了就不太舒服。他说：“你要多回来看看，别忘了祖国的养育之恩，儿子年年都应该送回来，不能让他忘了本。下午戴小观应该去见见我女儿。他们都是80后。可以互相学习嘛。”这些话儿都是官话废话。远不及当年一句“源源不断”有情有义。 “忘本”的事情，“电源”其实是多虑了。人家戴小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比他女儿坚定一百倍呢。那个下午，戴小观跟着“电源”女儿悦悦出去玩。悦悦小细腰，嘴角和眼角都向上挑，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紫红色的眼镜不是架在脸上的眼镜儿，是架在自信上的文雅。她跟戴小观说英语：“I like blue mandolin.(我喜欢蓝色曼陀林)”戴小观给她背唐诗：“葡萄美酒夜光杯”(他只会这一句)。两人很有分寸地互相讨好，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等晚上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一脸困惑，别别扭扭的。 先是悦悦领着戴小观逛商店。悦悦喜欢买化妆品和皮毛围巾，戴小观要买运动鞋。悦悦说：我带你去逛大超市沃尔玛。戴小观跟着去了，到了门口，看见了超市上的英文名字，戴小观突然说：“我们城市的人都抵制沃尔玛。我不在这里买东西。”悦悦说：“为什么，为什么？这里的东西又多，又便宜。”戴小观说：“沃尔玛用中国工人和印度工人给他们生产，还用童工。只付40美分一小时的工资，不给医疗保险。所以，他们的东西便宜。一个玩具成本六美分，到美国市场他们卖十五美元，‘沃尔玛’已经是‘剥削’的同义词了。我们的邻居小城，让沃尔玛进去了，不久老街就空了，小商店和地方特色都没了。我们市坚决反对开沃尔玛。市长说：我们不能支持沃尔玛欺负外国工人，也不能让沃尔玛挤倒我们城市的工商业。我们市长就是我女朋友的妈妈，我要是买了沃尔玛的鞋，我的女朋友一定会不高兴。”悦悦说：“这有什么关系呀，做生意不都是这样。我们喜欢沃尔玛，在这里买东西不用讨价还价，货真价实。你也太在乎你的女朋友了。”说着，嘴巴噘起来了。戴小观赶快赔礼道歉：“我不是说在这里买东西的人有什么不道德，也不是说不准你在这里买东西。我没有指责参加游戏的人，我指责的是这个游戏。”悦悦的嘴巴依然噘着：“什么游戏呀？我不懂。”戴小观说：“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游戏。要是中国工人、印度工人都罢工，沃尔玛就不能这么剥削他们，就要给他们增加福利和工资了。”悦悦说：“你说的什么呀。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沃尔玛得到了一份工作，他还高兴得不行呢。给沃尔玛干，不知要比给黑煤窑的矿主干好多少倍了！” 这下戴小观张着嘴巴无话可说了。原来还有更坏的东西。 戴小观陪着悦悦去买了口红，又去看貂皮围巾。悦悦看中了一条银白色镶了黑红相间的小玫瑰的。悦悦说：“你看多软，夏天买比冬天买要便宜不少呢。”戴小观说：“是很软。但愿不是真貂皮的。”悦悦说：“当然要是真貂皮的。假的我才不买呢。”戴小观不说话了，过了半天，才说：“那是动物，动物很可爱呀。”悦悦说：“你才可爱呢，傻得可爱。”戴小观说：“过去有奴隶，现在没有了；过去男女不平等，现在平等了。也许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二十年后，我们说不定会讨论和大猩猩平等的问题。”悦悦哈哈大笑，笑得弯了腰，小皮包也掉到了地下：“你们在大学里讨论这个问题？”戴小观说：“是呀，这是我们上伦理课时讨论的呀。” 陪悦悦买完东西，悦悦领着戴小观到她的大学去看看。在篮球场，戴小观和两个不认识的大学生打上了篮球。悦悦就在场外等着，和几个女生谈戴小观的可笑。等篮球打完了，这两个大学生又说他们都在找工作，说分手就要分手了，所以要聚餐。戴小观不知道客气，他是朋友遍天下。人家一开口，他立刻就同意跟着去，悦悦拦都拦不住。 吃饭的时候，戴小观发现他新认识的这两个大学生朋友都是小共产党员。这下戴小观很高兴，告诉他们：他的祖辈也曾是中国大学里的共产党员。但他的新朋友却说：“我们是共产党员，但我们并不信共产主义。”戴小观不懂了，说：“你们既然不信，为什么要当共产党员，可以像我一样当社会主义者呀。”他们回答：“方便，机会多。现在走到哪儿都是两个中国，一个叫‘城市中国’，一个叫‘农村中国’，要想待在‘城市中国’，入党，机会多一些。”戴小观说：“我还是不懂。” 悦悦在回来的路上给他解释说：“他们俩是农村来的，俗气，连身上穿的耐克运动衫都是假名牌。有些人入党不过是想将来留在城里，有一天好挤进贵族圈子。” 在戴小观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假信仰”和“假名牌”才是很奇怪的概念。他自己穿的那双黄绿相间的运动鞋，又土又旧，不能见人。他那些大学同学和共产主义小圈子里的人也没谁管别人运动衫是什么牌子。他看不出“假信仰”和衣服牌子有什么关系；也不懂人为什么要人格分裂，明明不信，却还要说“是是是”；更不懂“共产主义”怎么也能划出了“贵族”圈子，这不是连资产阶级的“生而平等”都不如？而悦悦却不明白“假信仰”有什么难懂的地方，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谁要？爱情还得落实到性上呢。人活着，不当贵族难道还想当贫民？ 两个80后吃完晚饭回来，“电源”夫妇和我正在喝茶聊天，悦悦就像发现了出土文物似的对她爸爸说：“戴小观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不买沃尔玛的运动鞋，他们将来还要和大猩猩平等！”“电源”正喝着茶，对鞋和大猩猩并不感兴趣，他手里拿着眼镜，轻轻敲着沙发扶手，说：“我这些年也得罪了不少人。不过对我，想政治问题‘生活搞’，是搞不动的；只怕有人政治问题‘经济搞’。我主管市里经济发展，水至清，则无鱼……”悦悦往沙发扶手上一坐，嘴巴嘟着，眼镜也跌下一半，手里一把汽车钥匙，抛上抛下，打断她爸爸严肃的政治话题，硬要他转过来听戴小观谈社会主义和大猩猩。 戴小观就说他和小美人爱丝蕾寒假才去过多米尼加的“贱民”区里服务。这是他们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每年都有不少大学生去。他一出飞机场，一群穷孩子就把他兜里能要的东西都要走了，连腰上的皮带，小美人头发上束的蝴蝶结都解下来给了他们。他俩住在当地农民的家里，帮人家盖房子。一个月就洗了一次澡，澡池子就在露天，塑料布围一圈，头还伸在外面，因为没有燃料，所以也没有热水。拎一桶冷水倒在头上，冻得伊呀直叫。要拉屎，得先挖个洞。吃的是芭蕉和豆子。等回来的时候，瘦了，没有皮带，裤子穿不住了。下飞机的时候，得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提着裤子。小美人的红头发则用一个塑料口袋束着。接着戴小观又突发奇想，说：如果现代人像多米尼加人那样，生活简单，骑自行车，不用汽车，住小房子，可以解决能源和全球变暖问题。 “电源”首先对戴小观的服务活动大加肯定：“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学雷锋。”接着又说：“现在的中国大学生也应该下去搞扶贫活动。”可悦悦说：“美得您？您就是在市里搞植树造林，抗洪救灾，单位也得给补助吧。凭什么开口闭口就是我们大学生应该如何如何？我最烦叫我们学这个人学那个人。最后，我们还得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人家美国人去扶贫是自愿，学着谁啦？人家是自愿！”说完又讽刺地加了一句：“就是您那位雷锋爷爷，拿到今天当人物，他至少也得穿件假名牌才有话语权吧？”“电源”对女儿的宠爱溢于言表，他拍着悦悦的后背，说：“你们这些独生子女，在天堂里长大，什么都得最好的，还不满意。”悦悦说：“我是什么都得最好的，读书，弹钢琴，学英文，考商学院。可这些都是您要的，并不是我自己要的。我得的都是你们年轻时想得到的，不是我自己想得到的。”“电源”就笑：“那你想要什么？”悦悦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不幸福。我就想要知道：我想要什么。可你和我妈怎么说？‘我告诉你，悦悦，这事得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电源”的妻子插上来：“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这才买了那么一大包东西回来，还说不幸福，我们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一个月的伙食费才25元……”悦悦打断她妈：“您又来了，我知道您当大学生时连两毛五分钱的猪爪子都舍不得买。所以你们就自以为把我肚子撑饱了，精神就饱了。那一大包东西，我现在就可以全送给大猩猩，那些东西也不是我真想要的。” 戴小观看悦悦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不是说喜欢听蓝色曼陀林吗？音乐是你想要的吗？”悦悦小脾气很大，屁股一蹶，从沙发扶手上跳起来：“不是。那也是他们希望我要的。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反正没有。走，上楼玩电脑去。” “电源”夫妇和我大眼瞪小眼。拍“天上人”的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那天，关于“扶贫”的谈话，导致了我和“电源”的再次合作。“电源”要我趁他在任上，想做好事尽快做，扶贫为什么要扶到多米尼加去？中国贫穷的地方多着呢。 好事我当然是想做的，但我这个人能耐有限，只能管管学生，搞搞文化交流。第二年暑假，我带了戴小观和其他十来个美国大学生到“电源”安排的贫困山区去服务。学生中间有一个中年人，看起来像个清洁工，但其实是个百万富翁，我们大学的赞助人之一，原来一直干银行业，四十来岁突然决定退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把银行事务交给儿子管。尤利夫妇跟他家是多年的朋友，介绍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便注册选课，成了学生。 “电源”给我们安排的山区，是“农村中国”，真正的穷乡僻壤。这个村庄远离尘嚣，下了高速公路还要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开三个小时的车才能到。村庄在一群黄土山之间。黄土山黄得像一群死了丈夫的黄脸婆，除了一脸沟沟壑壑的老皱纹，什么也没有。那里年年旱得连狗尾巴草都不长。村庄的房屋一律是黄土拍成的，一家挨一家，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小院子隔开。院子里有两只鸡在跑，一把扫帚横倒在中间。山沟里开了几块梯田，常常是什么农作物都种不出来。这里的农民历来就是靠天吃饭。天下雨，庄稼长得好，他们没什么事干；天不下雨，庄稼旱死了，他们也没什么事干。他们有很多时间蹲在墙根下晒太阳抽烟。也许是全球变暖的原因，近十来年，这里年年干旱，没有收获。 “电源”年轻的时候，给这里的农民造过一个水坝，想蓄水防灾。但前些年，水库没水，河流干涸。天老不下雨，这个村庄农民没了活路，派人进城，找到当了市长的“电源”。“电源”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不用背井离乡的工作：给政府带残疾弃婴。因为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生出了有残疾的孩子，就像出了废品，市里的孤儿院门口动不动就会放了几个残疾弃婴。这几年也不知是因为污染，还是药物，残疾儿增多。孤儿院的容量只有这么大，带不了这么多残疾婴儿。“电源”让村民带，带一个，得两百元人民币。不少农民可以带三到四个残疾孩子，多的，可带到五个。这样农民和孩子都有条活路。等孩子带到三四岁，能活动了，再送到市里的孤儿院，直待到被人领养。也有不少带出感情了的，农民就把孩子留下了。这是最好的结果。 这些弃婴算作是政府的孩子，所以都姓“党”。女孩一律叫“红”或“花”，男孩一律叫“强”或“壮”。我们到了那个村里，满村的孩子比大人多，他们都是弟弟妹妹。凡妹妹，就叫“党大红”，“党二红”，党三红”……凡弟弟，就叫“党大强”，“党二强”……到“党十红”和“党十强”的时候，排行就换成“党大花”，“党二花”，“党三花”，“党大壮”，“党二壮”，“党三壮”……这群“党”家的孩子其实都很可爱，只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些残疾。譬如说“兔唇”，“瘸腿”，“脸上有大黑记”，“脑瘫”等等。因为这些或大或小的残疾，他们成了中国孩子中的废品，被扔掉了。 我们的学生在村里服务了两天，给这些孩子洗头洗澡擦鼻涕，带他们做游戏。不少学生都看中了一个两个孩子，恨不能自己领回家去养。我和戴小观同时看中一个小女孩，叫“党二红”。我给她起个大名，叫“赵飞燕”，戴小观给她起个小名叫“狗尾花”。“党二红”确实就是一个“赵飞燕”。小眼睛黑黑，小嘴红红，尖下巴，小粉腮。明明一个天生丽质的小女孩。只是她的小鼻子有一侧出了一点毛病，豁了一条两厘米长的口子。但是，这没有关系，她依然是个小明星。到我们走的那天，她哭得泪流满面，让我觉得无限愧疚。戴小观就抱着她，往她的小围兜里装糖果，一边装，一边保证：明年再来。 村里早些年来，又被农民留养的婴儿，有不少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也没有学校可上，帮家里养养鸡，捡捡柴。他们的生活和城里人完全是两个样子。等我们离开了那个村庄，学生队伍里的那个百万富翁说：回去后，他就会给我一个书面承诺，捐一笔款项给我们的大学，专门用来培养中国贫困地区的师资。 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我谢过尤利太太的介绍，就开始和“电源”联系，让他选贫困地区的教师送来学习。“电源”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说：还是旧情人想着他。他马上就让外事办把这件事儿做起来。 可是，第一年，他们一个贫困地区的教师也没送来。外事办给的解释是：不好找，没有学校愿意送人，教师到美国来培训过了，回去就要到更好的学校去了，怎么会愿意到贫困地区？这事儿，我跟尤利太太说了。尤利太太说：“这好办，让爱丝蕾和戴小观放假回来做几次焙烤义卖，再弄一点钱，把去贫困地区服务的教师工资加到和到好学校的一样高，我们付五年，五年后，他们可以离开贫困地区。”戴小观和小美人就真的在圣诞节前烤了很多桂香面包、巧克力饼干和小蛋糕，摇着小铃铛，拿到广场上去义卖，挣了一些钱。圣诞节后，我又做了很多葱油饼和饺子，让他俩到周六集市上去卖，又挣了一些钱。估计这样多卖几次，就能把中国老师的工资差挣下了。等我把这个建议正式提出来，外事办的人一听，立刻说：这个方案根本不行。你已经出了一趟国，好处是你的了，怎么回来你还多拿钱，怎么能好处全是你得？摆不平。 第二年，倒是选出了一位中学教师。可材料还没替他办，他自己提出了条件：如果他来，他的党委书记也应该被邀请来。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是什么逻辑，我邀请他的党委书记来干什么？这也不是上党校？这个条件我没有接受，所以这位中学教师没来成。这事儿，我跟“电源”发了牢骚：这么好的机会，不就是选教师吗，这又是什么难事？我不懂为什么总也办不成？ 第三年，外事办的人突然办事了。不是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党委书记，是送来了一群，都是官。我打电话给“电源”，对他吼叫：“你这市长怎么当的呀？这是给贫困地区培养教师的钱呀，你们送这些官来干什么？他们谁会去贫困地区教书呢？”“电源”说：“你的事没办成，就是因为‘官’卡在中间了。不把道路疏通，一个教师也来不了。这是中国办事的方式。你就理解一下行不行。就算你们第一笔培训费花在开门买路上了好吧。”我说：“你是市长，你直接到学校招教师不就行啦？”“电源”苦笑一声：“你们把培训贫困地区教师叫做搞社会主义，可这里的人把这个机会叫做‘福利’。要排了座次得。” 我捏着鼻子，气哼哼地，却无以应对。最后用了一句戴小观的话把自己摆平了：别指责玩游戏的人，指责游戏本身。“电源”和他的外事办不过都是按照规则玩游戏的人。中国的游戏就该这么玩。这个玩了三千年也没玩完的“人际关系”游戏！我算懂了为啥上一年我拒绝了一个党委书记，就连那个教师也来不了。 于是，六个书记、主任、处长就浩浩荡荡地来了。 我这辈子当过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当过官。对官场的游戏规则，在小说里看过，听“电源”提过。因为不在游戏中，也就记不住。“电源”给我送来这一群“官”后，我突然茅塞顿开，懂了什么叫“为官”。 因为这些官员的到来，我突然改了名字，成了他们在敌后的“宝塔山”。他们一见到我，就握着我的手说：“可找到延安啦！” 这一群人一来，就说：“中国形势大好。”我说：“中国形势什么时候不‘大好’过？就是文革的时候，那形势也叫做‘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呀。”他们说：“不一样，不一样，现在是真的形势大好。经济增长速度全球第一，白领阶层月收入上万元。” 碰巧，我们的官员刚说完这话儿，就有一个“社会工作学”教授的演讲报告。这位教授在广州发现有一些团伙，故意把儿童弄成残疾，让儿童作出凄惨状，沿街乞讨，团伙头目从中渔利。这个教授说：一个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他那些残疾儿童沿街乞讨的照片才在屏幕上放出来，我们的官员们就坐不住了：“这个老家伙，他从哪儿拍了这么多丑化照片？我们非得站起来驳斥他才行。”于是，“形势大好合唱团”的队长就站了起来，并且直奔讲台而去，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叽哩哇啦给下面一教室的教授学生做起形势报告来了。那报告还极长，会议主持目瞪口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故。队长讲的英文大家都听不懂 (幸好大家听不懂)，会议主持请他停住，让别人也有提问的机会，他也同样听不懂。反正，报告长达半小时，左一拳右一脚，定要把那个敢说中国形势不好的洋教授打下擂台。做完报告，队长“啪”一合笔记本电脑，昂首挺胸从擂台上下来，嘴一撮，狠狠吐出一口二氧化碳。 从此，我给那队长也改了姓名，就叫他“二氧化碳(CO2:“Chinese Officials”的缩写)。”“二氧化碳”不知负了什么党的使命，走到哪儿都要给党当宣传队、播种机。他非常沉痛地问我：“为什么国际学生部竖着日本的国旗，却没有中国的国旗？”我说：“国旗都是各国留学生从自己国家带来的，我们中国来的留学生没记着带国旗，记着带方便面了。”“二氧化碳”一拍脑袋：“嗨，我们怎么没想到带国旗呢？戴教授，您放心，国旗的事由我包办。”二十天后，“二氧化碳”说：“国旗有了。我叫我的部下给您寄来了五十面五星红旗。” 五十面国旗！？这下可真是形势大好啦！五星红旗插遍美帝国主义的大学。 “二氧化碳”对红遍全球的形势很满意。他代表“形势大好合唱团”向我提出了新要求：“戴教授，您能不能给安排一下，让我们和美国人民打成一片。”我说：“那满街都是美国人民，你们想怎么打呢？”“二氧化碳”说：“让我们看看美国的阴暗面。” 很好呀，我把他们的愿望跟尤利太太一提，尤利太太立刻就把“形势大好合唱团”安排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做义工。她和尤利教授每个周末都去那里服务，到时候就开车来接“形势大好合唱团”。这可是美国的最下层，最阴暗的一面。“形势大好合唱团”在收容所做义工，和无家可归者同吃同喝。他们干了几次，回来后说：“他妈的，这些无家可归者吃牛肉，喝牛奶，还有蛋糕当甜点，赶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啦。这个美国真是他妈的……” 接下来，“二氧化碳”要求我安排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看看美国的真正黑暗面。很好呀，这些官员也该吃点苦啦。时值春假，学校正好组织了两百多个学生到各地去做义工。我就安排了他们或到芝加哥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罢工，或到新奥尔良去帮助科翠娜飓风后的灾民盖房子。一个星期后，从芝加哥回来的人说：“美国问题很严重，但是奇怪，他们的工人自己就想来整治这些问题。工会权力大呀！”从新奥尔良回来的人说：“那盖房子的活儿可是把我们累死了。这是真正的洋插队呀。回去说了都没人信，我一顿能吃十二只鸡腿。”队长“二氧化碳”去的是新奥尔良，不知怎么的，“洋插队”之后，他对美国的印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美国政府”称作“我们政府”啦。他在跟大学院长汇报的时候，非常有感情地说：“这次，我是看到啦，我们政府对受灾百姓还是很关心的。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那么多人，有两三千人，从全国各地来，还都是自己掏钱做义工。个个都是活雷锋呀。” 自从他们看到了“美国也形势大好”之后，他们对我越发亲切。这倒让我惶恐不安起来。一日“二氧化碳”非常严肃地跑来找我，说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跟我谈谈。然后，神秘而严肃地对我说：“戴教授，您交代的六件事情，我全都落实了。”我大吃一惊：“我啥时候给你交代下六件事情呀？”“二氧化碳”说：“那天，您在车上，说您有个同学在上海某大学当校长。我给您找到他了！这是第一件。”我叫起来：“他也不是我的旧情人，谁要你去找他啦？！”“二氧化碳”笑而不答，一副工作主动的样子。然后，接着说：“第二件，是您交代的‘卖鸡爪子’的事。我已经给您联系好国内厂家啦。”我眼睛瞪圆，大叫起来：“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去‘卖鸡爪子’啦？我课不上、教授不当啦？！”“二氧化碳”依然笑而不答，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我要不能揣摩领导心思，还当什么官？停了一会儿，他卖关子似的解释道：“您忘啦，那天您在车上还说：美国人不吃鸡爪子，中国人吃，中国人还把鸡爪子叫做‘凤爪’。” 我顿时语塞。中国人怎么没把“为官”叫做“为凤爪”呢？！ …… 这群“官”回去之后，“电源”依然没给我送来教师。只是，送来的官儿级别小了一点，有科级的了。道路继续在买通。只是到了年终，我给学校和捐款人写项目成果报告的时候，不知怎么编排才好。怎么才能让这些兴致勃勃的洋人懂什么叫“买路钱”呢？嗨，事儿到了中国就变得滑稽，对和错不是标准，是甘蔗棍子，啃那头都有理。再好的主意，进魔术场子里转一圈，就从美人变成了兔子了，叫人哭笑不得。到这时，我对我妈的临终遗言“进去时是美人，出来就变成兔子”算是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 结论：天与水违行 虽然连着三年，我们都没有得到贫困地区的中国老师，但“电源”保证下一年一定能轮着教师了。这三年里，我们倒是年年去那个贫困山村服务。戴小观守了他那个诺言，连着三个暑假都去那个贫穷山村看小孤儿“赵飞燕”。还收集了很多小人书给她带了过去。第三年爱丝蕾和尤利教授都来了。爱丝蕾抱了这个抱那个，除了“赵飞燕”，她又看中了七个。七个一放到地下，她就搞不清谁是谁了，反正个个喜欢。尤利教授震惊不小，除了鸡要保护，他发现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还有这么多孤儿也要保护。他对婴儿的尿布很不满意。尿布怎么能用了再用？他说：“扔了，婴儿的生存权是和平中心管的事。我一回去就给他们寄尿布。”一会儿他又发感叹：“我们只帮助了一个杰姆，这里家徒四壁的农民却帮助了这么多杰姆。尿布，是我要送给他们的礼物。” 因为“电源”的关系和安排，每年服务过后，我们的学生都可以到长江边的一些风景区去旅游一个星期。我们都是某市长的客人，又是“到中国来学雷锋的”(“电源”原话)，所以，很被地方官员照顾。“电源”总算熬到了做“家长”份儿，说话管用了。从地方官员对他的评价看，他是“君子家长”不是“小人家长”。当然，这些评论是说给市长的朋友听的，也不能太当真。我对“电源”用我们培训贫困地区教师的钱摆平官员的做法一肚子怨气。 第三年服务快完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穷山村其实离我们的祖籍古城并不太远。就几座大山隔着。我就对“电源”说，我不想去旅游了，我想带着戴小观到古城老家去看看。我自己也是七八岁的时候去过的。“电源”说：“你们单独行动，我不放心，我得安排人接送。” 我们要去访问戴小观的祖籍，爱丝蕾当然要跟着去。尤利教授一听，也要跟着去。于是，我们四个人就坐上了长途汽车。山路盘旋，一路往南，过了几座山，景物就和山北边不一样了。空气变得闷湿起来，山谷里也出现了水田和油菜花，一块一块不是绿得很年轻，就是黄得很知足。农民们戴着草帽，弯着腰在田里拔草，南方的富足一点一点从他们手下显出来了。后来，公路就沿着双河走了，双河弯弯曲曲，河上时时有些篷船漂着，小蜗牛一般。轮着有拱桥，还可以看见“小蜗牛”窝在一个桥孔下蔽阴凉，甲板上蹲着两个船民捧着个大碗在吃米饭。只是河水黄浊，皱巴巴地微微抖动，不见多少波纹。等长途车离古城近了，我们就看见了一丛一丛的竹子，江南的诗情画意都在它们的柔骨细腰上。只是，古城的城墙没了，四五座高楼大厦立在路口，像几个篮球运动员立在一群林黛玉中间，站得不是地方。 我们一下长途汽车，举着牌子来接我们的居然是两个警察。原来，“电源”的熟人是古城武警队长，手一挥就派了手下的警车来接我们了。这让我受宠若惊。一到古城就坐进了威风凛凛的警察车。不过，拿警车接私人的朋友用，不太好跟其他三人解释。所以，我干脆不解释。只管跟着警察走，让他们三人胡猜去。尤利教授和小美人都坐过警车，只不过，那时是犯人，此时是客人。他们惶惑不解地看着我。 怪事紧接着又来一件：趁我们不注意，一个客客气气的警官突然从腰里抽出一把剪刀，一把剪下戴小观的一撮头发。戴小观两手抱头，赶快躲闪，叫道：“干什么？干什么？”警官赶紧停下，用古城土话夹杂着普通话解释道：“就剪了一撮，看不出来。”尤利教授摸着自己的头发问我：“这是什么风俗？我们每人都要剪吗？” 警官说：这是他们武警队长交代的任务。队长一会儿和我们吃晚饭，他要自己来跟我们解释。到真吃晚饭的时候，队长并没有来，说是改成晚上亲自到宾馆来看我们。陪我们一桌坐着的几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也许又都是一些什么官场“关系”。饭桌上，他们谈到县城里一个什么重要人物死了，此人长寿，他们说明天都应该去参加葬礼，讨个寿。戴小观和小美人还年轻，并不稀罕讨人家的寿，他们俩计划明天去双河划船。尤利教授对我说：“要是婚礼，我倒想去看看，葬礼就算了。” 饭桌上只有一个人一句话不说，闷头吃菜喝酒。到付账的时候，其他人就叫：“老板，老板。”他就付了账。一桌人还不走，点了烟一颗接一颗抽。尤利教授立刻跑出去上厕所，上完，就站在大街上看风景，躲着烟味，不回来了。那个管付账的“老板”就坐到我身边来，告诉我：他开了一个羽绒服工厂。他的女儿高考没考好，本科是上不了了，能不能让她到美国上我在的这所大学。我说：“那她也得考试才行。”“老板”说：“我们不考，我们买。”我眼睛瞪圆：“你买？！”这样的豪言壮语，就是美国最有钱的资本家也不敢说出口。我说：“你有钱，可你要的东西还没人敢卖。”“老板”并不和我争执，很自信地说：“你看，警察请客，叫我来，就是叫我来买单。你以后有什么招待，招呼我一声就是了。都是小意思嘛。” 哈，看来这个“老板”很舍得花“买路钱”，他要把我拉下水了。我心里又好笑又生气。好笑的是：现在，我也卷进了官场游戏。坐了人家的警车，吃了人家的白食，还无端有人要对我行贿。生气的是：“电源”多管闲事，谁要他的关照？我们自己来就不必见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了。 吃过晚饭，我们到街上闲逛。古城的主街上来往开着小汽车。走几步就有一座桥连着河对岸，过河，不再需要小船了。河对岸比主街安静，像是一片公寓楼。虽然老房子没了，但公寓楼的一层全是各色店铺，上面住人，各家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和下层店铺的幡子一起上下翻动。店铺的幡子五花八门：“古城卡拉OK”，“王老五豆腐干”，“新世纪网吧”，“美国加州牛肉面”，“双河茶楼”，“星巴克咖啡”，“理发足疗”，“桑拿洗浴”，“拔火罐子世家”，“钢琴爵士”，“古城古董”，“何瞎子算命”等等，实在让我感到我们古城文化的包容性很大，所有享乐的东西都要拿回家来。 在“古城古董店”里，我看见一块旧门匾压在几个镂空木窗之间，上面写着：“戴记杂货”。不知是不是我爸当年和王仲德一起讨糖果、捡铜钱的杂货店。我指出来给戴小观看了，若是，那好歹也是一点戴家人走过的足迹。也许，我们也就只能找到这么多了。可惜门匾太重，无法携带。 我们正在街上逛着，又碰见了下午接我们的那个警官。他从警车里探出头跟我们打招呼：“古城好吧。吃喝玩乐，只要有钱，什么都有。”因为我给戴小观讲过王仲德和我爸爸“炸花楼”的故事，戴小观就大声大气地问那个警官：“你们的花楼没有啦？”警官诡谲地一笑，拿手点着戴小观说：“小小年纪，小小年纪。”然后，一加油门开走了。 古城的事情都很滑稽，戴小观得了一个不清不楚的回答，耸耸肩，和小美人继续闲逛。我和尤利教授回宾馆。尤利教授回房睡觉，我在楼下剪头发。宾馆的理发店并没有什么生意。两个理发师围着我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我几次说：很好了，很好了。他们依然能发现一两根头发不整齐。剪发总算完了，我高高兴兴上楼回屋。一出电梯，看见尤利教授神色慌张，两手抱在胸前，在电梯口转来转去。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有小姐来给他按摩，他付了钱，小姐还不走，要给他更多服务。他不知道什么是更多服务，小姐就叫他不要怕，说：“你太太正在楼下剪头发，不会上来。”于是，尤利教授就懂了，逃出屋子，在楼梯口等我等到现在。我很奇怪，尤利教授一句中文不会说，他怎么就能懂了这么复杂的意思。尤利教授说：“她画啦。先画了一个小人头发长，又画了一个小人头发短，然后，两个手在耳朵边作剪发状，还画了个小钟说：三小时。她以为你是我太太。” 这时我也明白了，原来我是被理发师们软禁在理发店里，给尤利教授创造条件去学习淫荡。这不，当天我们就看到了古城遗风。尤利教授说：“我等你，是要请你帮我和前台讲清楚：“我只要了按摩，没有其他。他们不能在我的信用卡上多拿钱。” 今天算是这个花楼女子找错了人，尤利教授不是古城男人，道德标准严格，财务管理精明。逃出屋子也不是胆小怕事，而是立场坚定。我立刻到前台帮尤利教授把有关钱的问题说清楚了。 我问大堂经理：“花楼女子原来不是都在双河对岸吗？怎么跑到河这边来了？”大堂经理含含糊糊地回答了一句：“需求关系变化不定。”看来古城的男人呀，黑布鞋换成了黑皮鞋，路越走越宽了。到了古城一趟，我还真有点理解了当年陈晓望为什么对纳妾嫖妓那么痛恨；王仲德和我爸爸为什么决定倾家荡产清洁民风。只是，他们的革命终于也只能对着这遗风扔几个天地响，吓唬它一下了事。六十年后遗风犹存。 晚上十点多钟，武警队长来看我们了。一来就道歉，说有任务缠身，冷落了朋友。接着又跟我提了一串过去和戴家沾亲带故的人，还说戴家是古城的儒商，要写进县志，云云。最后，又面有难色地说道，想请我们帮他个忙。他解释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原来那个饭桌上人们谈到的重要人物是古城县长的母亲，八十三岁归天，迄今作古两天，明天一早要出殡。老太太的长房孙子，现任县长的大侄子，在美国做生意，新娶了一个洋孙媳妇。他们等了两天，这对重要角色终于没有能从美国赶回来奔丧。县长是个孝子，觉得面子一定要做，不能让人觉得后继无人。他自己只有两个闺女，他哥哥家的儿子是县长家唯一的香火。有两道古城规矩，一定要长房长孙演示才行：一是，他们脚一落故土，就要剪一撮长孙的头发好明天随葬尽孝。二是，启棺出屋的时候，一定得要这个香火继承人在屋外跪拜哭喊，才能启棺。古城不大，没有多少洋人来，而规矩又老又硬。正好我们来，他无奈之中，才想到要剪戴小观一撮头发，再请戴小观和他的女朋友去假扮一回，主要也是给市民看的。反正古城的亲戚朋友也没几个人见过县长那个在美国混事侄子和洋侄媳妇。 对此事，我犹犹豫豫，谁知道那个跑到美国去的官员子弟是不是席卷民财逃亡的经济犯呢？戴小观和小美人却以为这是一件助人为乐的事，也没什么困难，就一口答应了。队长如释重负。又吞吞吐吐地说：下午强剪的头发已经交到他这里了，但最好能有一个带外文字的红包装着才吉利，子孙发展到美国了嘛。于是，戴小观在箱子里翻了半天，找到一个美国花旗银行给我们装钱的信封，上面有英文字，权且凑和。队长说：“这个好，这个好，财源滚滚。”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被街上高一声低一声的喇叭铜锣声吵醒了。接着，就有电话从前台打来，说有警察在楼下等着了。戴小观和小美人一下楼，就有两个警察跳起来把两顶二尺高的尖帽子戴在他们头上了，接着又给他们披上孝服，白麻孝服一直拖到地。尖帽子上挂下来的两个白绒球，在他们肩上晃荡。样子十分滑稽。就只当是体验民俗吧，他们俩毫无怨言。 然后，我们一行四人上了警车，直奔县长家。天上下着江南闷热的细雨，一路上，很多行人都戴了孝，也不知都是县长母亲的什么亲戚。多远就看见一片雇来的哭丧团，哭得呜里哇啦。喇叭铜锣奏着丧曲，几百个男男女女披麻戴孝挤在路口，我们的车子一开进来，就听见有人喊：“来啦，来啦，总算接到啦！”接下来就是一团混乱，我只来得及嘱咐了戴小观一句：“叫你干啥，就干啥。”这两个重要人物就给带进去了。一会儿，又有人把他俩推推攘攘给弄了出来，让他俩跪在湿漉漉的泥地上，又有人叫他俩磕头，喊：“舅爹爹，舅爹爹”。 戴小观和小美人并不忌讳磕头，一下一下把尖帽子撞在地下，学着那个声音叫：“舅爹爹”。终于，一个县长母亲家的老长者从屋里出来，声音沉闷地说了声：“启棺”。于是，哭声大起，丧乐震天。一个盖着红绸子的巨大棺材从屋里被抬了出来。有人推戴小观和小美人，要他们去枪棺材上财物，有米，有筷子，有果子，有笔墨，有假印章，抢到了，要统统扔进县长家的米缸。财不外流，官爵世代。 这道程序做完，又有人把四五根木棍塞到他俩的腋下。我想那一定是我在小说上读到的“哭丧棍”。于是，人越来越多，许多人都夹着哭丧棍。棺材走在最前面，后面一溜披麻戴孝的小汽车，县长坐在最前面。一路缓缓向殡仪馆走去，如同国殇一样。县长不停从车上下来，跨过一堆烧着的纸钱，那些纸钱堆里还烧着一些纸扎的小轿车、电视机和机器人，发财梦甩了牛车马车，直奔到了现代和后现代去了。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县长的后脑勺。我真想提醒他，嘿，您忘了扎车钥匙和加油站了，您那车到地狱里开不动！您也忘了扎电视台，您那电视到了地狱连天气预报都收不到！您那机器人也没有带遥控器，到了地狱也不能给您当家奴使！ 浩浩荡荡的殡葬队逆着双河从城东往城西走，每过一座桥，就立刻哭声四起，前面的小轿车里往外扔钱币。桥一过，像电源开关切断了。哭声戛然而止。就有几个要饭的孩子跟上来捡钱。古城水多，桥多，路上、桥上都是哭丧的人，简直就像全城出动一样。哭丧人的唱词我一句听不懂，好不容易猜到一句，好像是：“县长就这一个妈呀！”调子委屈得不行，好像当了县长，连妈都该比别人多几个。 县长的妈是何人，我是到了殡仪馆才看清照片，搞清名字。挽联的大字横批上写的是：肖苑凤老太太千古。上联：相夫教子，两代县长光照古城；下联：多子多孙，一世洪福文贯千秋。我这才恍然大悟，感觉到了这个故事的滑稽。我们戴家的社会主义者戴小观居然带着他的共产主义小美人回到古城，给一个六十年前入不了“小泉社”、被我爸视作不能和我妈同日而语的女人当了一回孝子贤孙。中国的事儿总是叫人哭笑不得。肖苑凤呀肖苑凤，我祝贺你寿终正寝。 一撮戴小观的头发从我们那个花旗银行的信封里被人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在戴小观缺了一撮的头顶上比了一下，验明正身。然后，用红线系着，钉在最后一根钉子上被葬了下去。我不知这撮头发将来是在地下造反呢，还是发芽。但是，我却很快发现，肖苑凤其实并不是这个葬礼的真主角。真孙子的头发，假孙子的头发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场面上的好戏。她的死不过只是一个借口，让这个古城县长可以有机会重新肯定一下他的权力和关系。紧接着棺材下葬，戏台主角就立刻公开转了。最后一片哭声戛然一停，人们就喜笑颜开地涌进了餐馆。 古城中心的一个大餐馆上上下下都挤满了人，餐馆门口有人专门管着接受丧礼，餐馆里面一桌接一桌的美味佳肴被端了出来，主角当然就是“县长”，人头济济，我连他的后脑勺也见不到了。这一顿午饭一直吃到下午五点。一餐的挥霍，大概可以养下几座大山那边一村子的“党”家弟弟妹妹们到上中学。这时候，我对“电源”的怨气全消，和这个县长比，他真是一个清官好官了，很不容易地当着“想干点儿事的官”。 戴小观和小美人算是长了见识，看到了什么叫“忠孝节义”。不知他们看出了没有：那资本家的沃尔玛剥削工人，而这个古城的县长占有着他的子民。资本家不是好东西，却还有更坏的。 尤利教授皱着眉头说，有一个问题他怎么也想不懂：就是那些警察在这个葬礼中都是些什么角色？都是亲戚？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动用警察办私事，是尤利太太弹劾我们前任市长的理由，但是，在这里，公事可以私办，私事可以公办，并不分得那么清，所以，警察的角色就跑到了尤利教授所能理解的语言游戏之外去了。 本来，农民都是依附于土地的，千百年的故土难离形成了宗族。子民对父母官仰视了几千年。工业发展，城市兴起，人们可以不再以宗族范围群居了，那县长和肖苑凤本来也不是古城人。可不知怎么地，万事到了古城，你就不是亲戚，为了利益也要结成亲戚；不是宗族，也得结成宗族。我们似乎只会按照这种家族式的人际关系活。 我从掉进古城的官场的经历，想到尤利教授提的问题，最后想到了我姥爷被开除出国民党，丢了手上肥官的旧事，我姥爷1928年反对的那场“县长老娘葬礼”，大概也不会比今天这个葬礼更铺张、更复杂、更权势吧？也不知今天还会不会有一个年轻的财政官，写一封我姥爷当年写的上告信。 忙碌一天，戴小观和小美人没划成船，还在烂泥地里跪了几回，回到宾馆，换衣服洗澡。戴小观把脏衣服往地下一扔，兜里掉出一个签子。我捡起来一看，是个算命的签子。问戴小观是怎么回事，他说：昨晚在街上逛的时候，看见很多人在排队，他和小美人以为是卖古城明信片，就也跟着排了，到了跟前，才知道是何瞎子算命。他就抽了这个签子。认得签子上有“天”和“水”两个字。何瞎子说的是古城方言，说了什么，他一句也听不懂意思。 戴小观抽到的是一个“讼”卦，“天”上“水”下，上刚下险。“冲突”的意思。也不是什么好卦。卦像反面有字：“<象>曰：天与水违行”。意思是太阳东升西落，天向西行；水从西流向大海，水向东流。所以古人认为天与水违行。 我想着今天早上，古城县那群浩浩荡荡的丧葬队伍，他们从城东出发，逆着双河一直走到城西。纸钱飞舞，丧乐震天。虽说是葬礼，那声势也是铺天盖地，恢恢宏宏。掉进那阵势里，想抗拒都抗拒不得。突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溜小人儿：打头的是我姥爷，其次是一群“小泉社”的地下党，接下来便是“电源”、“克星”等等实业派，也许还有我自己，这支队伍是那么小，像一条细流，逆着天的方向弯弯曲曲地走过来，他们迎着丧葬曲走，口里吟诵着明天的诗。这群小小的诗人队伍，一会儿就被热烈的殡仪队人群冲散，消失在满天飘舞的纸钱里。他们原是一本正经去送葬的，却在葬礼中给自己唱了一段不伦不类的“美人吊”。在一个行将死去的天底下，他们的事儿还没做完。三千年的老天是很低很沉的。我姥爷1928年反对的腐败，到2008年依然还在，我父母1948年反对的封建陋习，到2008年依然还在。就是八十年代的实业派们飞快建起的高楼，恐怕也只是换了壳子，未必挡得住三千年建立的封建家族关系。 “天与水违行”，我们连反封建的路还没走完！ 我们的理想没有一个正中了目标，美人一代一代在皇天厚土之间变成了灰溜溜的兔子。但水还是流着的。到了这一刻，除了一顿好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做了。好在世界日日变小，还有多远到明天，下面就看悦悦、戴小观和小美人他们的了。 一个社会的道德密码决定着那个社会内部的对与错……它们是传统的，所以，它们自身的权威性就已经包含了祖宗之法的鬼魂。——William Graham Sumner,1906引 子有两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一是，我儿子怎么就成了共产主义者？我明明是把他带到美国来养的嘛。二是，我妈为什么在临死前突然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进去的是美人，出来的是兔子”？那“美人、兔子”是什么意思？我妈闹了一辈子革命，严肃正经，没有幽默感，总不可能临死前突然对魔术感兴趣吧？唉，我们这个家呀，人多故事多。我儿子戴小观，是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跑到医院生下来的。我一个人生，一个人养，两岁不到就跟我到了美国，中文会说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戴家的亲戚朋友没见过几个，戴家男人祖传的桃花运却隔着千山万水跟在他屁股后面。十七岁一到，居然立刻开车出去，给我带回来一个十八岁的小美人，蓝眼睛，红头发，还笃信“共产主义”。开口就是：“民主党，共和党，都解决不了不平等问题，只有共产主义才行。”戴小观，本来就关心NBA联赛和电子游戏，一眨眼，也成了共产主义者。连自己的床头都贴上了标语：“你给穷人食物，他们就叫你上帝；你问穷人：你们为什么穷？他们就叫你共产主义。”这两个半大的小人儿，大腿翘在咖啡桌上，手里拿着哈根大冰激凌，一边看电视里放非洲饥民，一边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从白人欺骗印地安人批到现今的医疗保险，义愤填膺。这两个家伙衣足饭饱，童年幸福，玩具一大堆，戴小观上的是私立男校，他的红头发美人上的是私立女校。把他们两人的学费“共产”一下，就能解救一千个中国山区上不起学的“无产阶级”儿童，或者一千个非洲饥民。我说：“你们俩日子过得不是很好了吗，还要闹什么‘主义’？”小美人蓝眼睛一抬：“戴博士，我们闹主义，是为了一个更合理的世界。”戴小观立刻也加了一句：“妈咪，你就知道做葱油饼吃，也不看看人已经成了地球上唯一杀吃同类的动物了。战争、不平等、动物危机、冰川融化，如果我们现在不管，到以后就太迟了！”听他们这么说来，我好像真是笨到家了，像个鼹鼠，钻个地洞躲进去，只管明天有饭吃，不管后天洪水滔天。十七八岁的人呀，正在指点江山的好年龄，全世界的使命他们都敢担待。这两个家伙口口声声要考左翼分子云集的瑞德大学。瑞德大学是什么大学？谁听说过？想是美国的“延安”。美国能有好莱坞，就能有延安。民主自由要的不就是各人走各人的路？儿子的生活只好由他去啦，他能找到这么漂亮一个美人儿，是他的福气，上什么大学我无所谓。在恋爱问题上，我是爱情第一，其他一切都是第二。我说：“没有爱情，毋宁死。”我还说：“漂亮叫色，学识叫文。爱情是文盲不是色盲。”对我这一套，我妈在世时一向嗤之以鼻，把我叫做“余永泽”。她的名言是：“爱情要有所附丽。”我知道，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情”都附丽在闹事上了，就像后来，他们济济一堂的孙子们，把“爱情”都附丽在钱上一样。代代人都想活得热烈，只是我们热烈的快感，重心下移很快。在五十年内从我父辈脑袋里的太平天国梦，降到我心里的爱情至上，再降到男男女女性开放。偏偏我家戴小观是个异端，在蛮夷之邦长大，居然能跟着一个蓝眼睛小美人，合着劲儿把我父辈的好梦做到共产国际水平。这个故事说起来才叫带劲！你美帝国主义不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我们的孙子辈身上吗？我们还有个“孙悟空”打进了你的肚皮里！我们戴家美人如云、能人多事，一代又一代，没有哪代省过事。事闹得大的，闹到全国，事闹得小的，闹到上吊。”我妈我爸算是“闹到全国”的，我算是“闹到上吊”的，戴小观和他领来的这个“蓝眼睛，红头发”，该算是“闹到世界”的。外面的风吹来一个好梦，我们戴家的“君子”“美人”就在池子里闹腾起来，像勇敢的美人鱼，为了一个愿望，情愿最后归为泡沫。只是，搅翻了一池水，波澜落定，泡沫儿自己飞溅之后也只能落回那一池死水之中，成为很不甘心的一滴。这是我们戴家人玩的倒霉魔术：一群和平鸽子塞进匣子里去，啪一声，变成一群叛徒。叫你哭笑不得。一、外面的故事：戴家人卷进了美国的政治运动自从戴小观把这个蓝眼睛小美人带回家，和警察打交道就成了我们生活里的新故事。两个半大的人儿硬是把“政治运动”带回我远离尘嚣的生活里来了。我这才知道我们这个城里的高中生不仅以打橄榄球出名，而且以搞社会活动出名。他们成群结伙，不是在你家聚会，就是在我家聚会，要不就聚到“二战英雄公园”，先争论篮球赛，再争论如何解决能源问题，如何阻止战争和阿拉斯加冰川融化。有一次，我还听见他们在我家里讨论资本主义，争得面红耳赤。有个学生说，“我知道资本主义不好，但这也是现在人们能找出来的最好结果呀。以前怎么样？封建主义。不是更不好吗，一个家族一个城堡，一个星期打一仗。好歹，现在的工人是自由人，不是家族的附属了。”小美人尖声尖气地叫道：“我不同意！应该还有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结果。资本把人性亵渎了！我们的父母都是中产阶级，他们上班下班跟着资本转，这算是自由？就是出门旅游，也得看资本容得下他们几天假。”戴小观说：“我有一个办法叫资本主义完蛋：就让资本亵渎人，亵渎所有的中产阶级，没有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拉倒。这样大家就会知道要起来改造资本主义。”小美人说：“你不是说暴动吧？我坚决反对暴力。甘地说：‘用暴力得来的胜利就等于失败，因为那是暂时的。’我要像缅甸的昂山素姬一样，搞和平革命。”接着就有人提到他们一个上两届的同学，跟着哥哥到西班牙去搞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地下革命，传说被警察抓了起来。于是，一群同学少年，一个个神情严肃，恨不得立刻就去西班牙游行抗议，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听着他们这些议论，我感到糊涂。他们的世界，要叫我看已经够好了。我要是他们，一定只谈爱情不谈天下。他们还要怎样一个更好的世界呢？是他们太天真了，还是我比他们落后了一个时代？由于这些“小精英”的闯入，接下来，“警察”的故事在我的生活中就从“传说”变成了“纪实”。再等我搞清楚小美人是谁家的闺女之后，我也就只好认下了我们戴家人一辈子也摆不脱的“运动命”。我们这个城不大，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山坡上。春天开花，冬天下雪；该红的红，该白的白。太阳出来像个红哥哥，太阳落山像个金弟弟。若有个戴蓝花头巾的女人在阳光里走过，管她是金头发还是黑头发，她一定就该是春妮儿或者山妹子。这个城，本来就是个“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地方。戴小观有了小美人的那个春天，白朵儿带红丝的玉兰花(这里人叫“狗尾花”)开得正新鲜，突然又下了一大场春雪。风倒是没有，雪片儿像一群入了禅的汉字，一个追着一个，动中生静，紧赶着落下来，却又天生悠然；写成文章，都是樱花梨花，没叶子，没根，倒有清淡的粉脂味儿。雪一停，一切归静，城市又退进安徒生童话。蓝天底下，高高矮矮的屋顶全都成了胖呼呼的大蘑菇，街口两棵冬青树进化成两个圆滚滚的白瓷人。一排街灯，头一律蓬大起来，似乎还斜了身子，像是插在雪地的棒棒糖，让人恨不能咬一口。电线改名叫“白色五线谱”，一段一段划在蓝天上，有麻雀东一个西一个停在上面，自弹自唱，像一群与世无争的小音符。这样的日子，就该坐在壁炉前喝点绿茶。可门铃一响，戴小观就像弹簧一样跳出去了。我只当是他的同学来找他玩，隔着窗户却看见戴小观和一对老夫妻立在雪地里聊天。树梢上有雪团掉下来，打在老先生的脖子上，那位太太就去给他拍。于是，我就出去请他们进屋谈。这才看清那老先生是我们大学“和平研究中心”的尤利教授，那太太衣着端庄，热情洋溢，是个职业太太。尤利教授看见我出来，立刻把妻子介绍给我，说：“我妻子今年竞选市长，要拉你的选票哩。”尤利教授的太太很漂亮，头发红棕色，是个爱尔兰人。她立刻上前给我讲她的施政纲领和反腐败草案。因为现任市长腐败了，他调了市里八个警察到他自己开的咖啡店去维持秩序，这是滥用职权。尤利太太要我对“市民同意剥夺现任市长竞选连任权”的文件投票。然后，支持她当选市长。就凭尤利夫妇能在大雪天里挨家挨户热情解释尤利太太的施政纲领这一点，我心里就想投她一票。在我们这个小城当个市长和在中国当官不一样，没有薪水，就是为市民办事。这样的工作本来也适合在家当太太，却还精力旺盛的女人干。尤利夫妇走了。戴小观说：“爱丝蕾的父母说：他们很喜欢你让爱丝蕾带回去的葱油饼，谢谢你呢。”爱丝蕾就是他的蓝眼睛小美人，所以，我一笑，说：“喜欢我的葱油饼可不管用，他们要喜欢你才行。”戴小观说：“你刚才看见啦，他们很喜欢我呀。”我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什么？尤利夫妇是爱丝蕾的父母？！你怎么不早说？就让人家站在雪地里说话？”这样，我知道了小美人的家庭。看来“是非道德”“正义公平”是她家父母给孩子做的“葱油饼”。因为戴小观的原因，他家的“葱油饼”我也立刻吃到了。两个星期后，尤利教授在学校里作演讲，题目叫“尊重生命是最起码的人道”。讲动物的生存权利。我和戴小观都去听了。尤利教授说：鸡，是世界上最没有权利的动物。人养它们不是为了把它们当宠物，是为了吃。它们不像狗那么可爱，不像猫那么妩媚。它们有尖嘴、有爪子，可又不会唱鸟儿的歌，抓老鹰的食。人们和鸡和平共处的目的不是盯住它们的蛋，就是盯住它们的肉。人吃鸡的时候，说：汤鲜。并不觉得对不起谁。鸡就和蔬菜一样，我们种了它们，我们收割它们，我们把它们消化掉，它们的使命就结束了。尤利教授神情一转，突然激昂起来：不对！鸡知道痛。它们不是蔬菜！让别的物种疼痛，是不人道，是野蛮，是法西斯！人怎么能像希特勒杀犹太人那样去屠杀鸡呢？！我知道尤利教授是犹太人，对杀戮有不能容忍的历史情结。这点让我敬佩，二战的时候，中国人也被日本人大批大批地杀戮过，我们可以恨透了日本人，但对杀戮本身却没有历史情结，事事分别开来看。论到吃，杀鸡杀牛天经地义，敲猴脑，闷活狗，我们也有心理承受能力。连兄弟厮杀，也可以在日本人刚投降之后就发生。天下太平了，立刻又来政治斗争，不是一派，便互相往死里整。谁被吃，谁倒霉；谁失败，谁就是坏人。我们恨一个残酷的民族欺凌我们，但我们却允许弱肉强食。我们把道德准线一笔划在“亲”与“疏”之间，灵活运用。若像尤利教授那样人道、迂腐，在中国是不能活的。不过，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虽说道德要分明，但该精明就精明，该节约就节约。我还知道尤利教授当了三十五年教授，当到了“杰出教授”的身份。可钱再多，不该花的时候一分也不多花。和同事出去吃个午饭，尤利教授从来不请客。你要请他，那是你情愿，尤利教授可以笑纳。但他没说回请。下次你要再请他，那还是你情愿，尤利教授依然不说回请。因为尤利教授不做自己不情愿做的事。吃饭，吃到自己高兴为止，再要吃到让他人高兴，就是浪费。尤利教授从不浪费。小气又不是丧德，又不是侵略伊拉克。但是，杀鸡，是不道德，是屠杀无辜。屠杀无辜，是反对和平。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尤利教授在接下来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穿着一条白绸裤，风流倜傥地来到郊区的养鸡场。春雪化了，黄色的蒲公英一扭细腰，一片小黄嘴儿，嘟嘟地噘在鸡场门口。尤利教授对它们点头一笑，把一顶黄草帽戴在自己头上。然后把自己捆在鸡场的矮铁门上。尤利教授就成了一棵老蒲公英，一言不发，站在太阳底下，用行动再次发表关于“生命诚可贵”的演讲：这是我尤利教授的周末。我尤利教授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你们不理解，那是因为你们还没当到“杰出教授”。你们去钓鱼，嗨，无聊。也是待在日头底下，可你们那钓鱼的行为没有一点道德价值。你们去看电影，嗨，依然无聊。看着电影里的好人打败坏人，你们都干什么吃啦？坐山观虎斗，还吃着爆米花。你们怎么不上去帮助打一把，实践你们的道德信念呀？我，尤利教授也是站在日头底下，可我的行为有道德价值；也是在看人间是非，可我能参加进去，用行为实践我的道德价值：保护生命。你们都来看看美国的养鸡场吧！鸡从蛋里孵出来，连土地都没沾，就被关在鸡房里，电灯还整日照在它们头上，不让它们睡觉，逼着它们整天吃食。没三个月，连土地都没沾过的小鸡就成了肥鸡，然后，一日间成千上万只鸡统统被杀头，太阳还没见过，就成了“炸肥鸡”。这叫什么生命？！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人道的行为吗？这是我的周末。谁今天想屠杀鸡场的鸡，都得等先把我杀了才能进鸡场！我今天一天就绑在这个铁门上了。戴小观和小美人拉我到鸡场去游行示威，支持尤利教授。到了养鸡场，尤利太太已经举着标语牌在那里等着了。牌子上写着：“鸡不要人的待遇，鸡要人的道义！”“允许践踏其他物种的生存权，是允许杀人和战争的起点！”“看一个民族如何对待动物，可以判断她的道德水平！”“你不需要吃那么多鸡！”我们一行四人，一人举了一个牌子，在鸡场门口转圆圈，声援绑在铁门上的尤利教授。我们的游行队伍只有四个人，而且很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不叫不喊，不煽动个人情绪。鸡不会说人话，得有人替它们说，否则，哪来正义？“食物链”明明讲的是生态平衡；为什么要理解成“物竞天择”？反倒成了证明嘴大的就是要吃嘴小的。地球上的是非对错也不能由人这一个物种说了算。后来，养鸡场的职工陆续来了，他们说：尤利教授，您这么做是为鸡说了话，可我们得进去上班呀。我们也不想杀鸡，可吃鸡的人还等着鸡吃呢。他们有鸡吃，我们才有钱去养我们的孩子。尤利教授说：让他们等吧。等到他们明白自己身上的兽性是法西斯的根源为止。杀鸡？连最残忍的野兽也不过就是杀一只，吃一只，不干你们这样的大屠杀。你们的孩子要知道他们是这么被喂养大的，他们还会叫你们“亲爱的爸爸”吗？养鸡场的老板来了，他说：你们教授有税收养着，我们得有鸡养着。这是不同的工作，您不能这么跟我们过不去。哪天，我们把一万只鸡赶进您的教室，让您如愿，您那学校也是不同意的呀。您是当教授的，比我们懂这个理呀。尤利教授把脑袋一歪，冷笑一声：我今天当的是“鸡权卫士”。我不要霸占你的鸡，你把它们赶到我的教室去干什么？我要你尊重生命。你养了一万只鸡，你得让它们活得像鸡。它们要在草窠子里下蛋，要在沙地里刨土。你把它们当成摇钱树，用它们换你的大房子。你是什么野兽？人！可耻。养鸡场的老板只好打了电话，叫来警察。警察把尤利教授强行解下铁门，抓到警察局。尤利教授犯了侵犯他人私有财产罪。尤利教授被送上了法庭，当地的电视播放开庭实况。我们全都去法院旁听。法官和陪审员都很同情尤利教授，也不想严惩尤利教授。说来说去，尤利教授也没干什么坏事，只是他看到人干事残忍，不符合他的和平主义，就在他的周末那天，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说了出来。你还真不能说他的行为没有道德价值。人喝鸡汤、吃牛肉的时候，想一想人原是食肉类野兽，有残忍的劣根性，给自己提个醒，别做连野兽都不做的事情，这也是好的。这叫有点“人性”。于是，法官给了尤利教授两个选择：一是罚款五十美元，立刻释放；二是坐牢三天，然后释放。尤利教授想也没想就选择了坐牢三天。“杰出教授”怎么啦？钱再多也不能浪费在罚款上。尤利教授说：我这三天大牢是为与我素不相识的一万只鸡坐的。学生要来找我上课，都到牢里来探监吧，我不会因为鸡耽误了学生。“人权”“鸡权”我都要讲。尤利教授在大牢里待了三天，居然天天想吃我做的葱油饼。于是戴小观和小美人就跑回家来给我做下手，给尤利教授做了三十张葱油饼，算是我们对他的鸡权运动的再次支持。那三十张葱油饼吃到他出狱，还带出来十五张。一张也不分给警察看守们吃。尤利教授英雄归来之后，尤利教授的太太不但没受株连，反而当选上了下任市长。尤利太太在就职演说中说：“美国有很多问题。从屠杀印地安人起，我们就该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富人自己可以让自己的声音被社会听到，穷人却不能。我当市长就是要解决问题，替弱势群体说话。我的任内施政大钢是：第一，疏通城里各处下水道；第二，修改垃圾车路线，增加在下城区的服务；第三，阻止在我们市建沃尔玛超市，保护当地商业。”按照尤利太太的施政大纲，“道德和正义”要在城市最边角的地方生根发芽。以后，她主持的市政议会一次又一次讨论下水道、垃圾车，反对沃尔玛等问题。下水道问题的精细达到最佳水暖工水平；垃圾车路线清楚到最笨的清洁工也能看懂；列举沃尔玛的罪行深入到货架的排列，建筑的丑陋，职工无医疗保险和对小手工业者的伤害。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便是戴小观和他的小美人一起到乔治亚去游行。他们和一群“小同志”开车两天，赶去参加那里每年一次的“要和平，反战争”游行。胸怀正义的学生一人带一个睡袋，吃在车上，睡在车上。那游行可比尤利教授的“鸡权运动”壮观一千倍。成千上万反对战争的学生、青年从全国各地赶了去。光我们城去的人，前后就有十来辆车，尤利太太亲自开其中一辆大客车。据小美人说，她妈没当市长的时候，每天在家写一本书：《印第安文化的丧失和生态保护》。但每年一到“要和平”游行日，她都要出来组织学生参与和平游行，书能放下两个星期不写。今年，她当了市长，可到这个“要和平，反战争”的游行快开始了，她依然带两百来个学生过去。像是去朝圣。就像我们中国人到时候就要去拜祖上坟一样。二百多个大学生和高中生，车队前呼后拥，大队人马，一路唱歌挥旗，向南边开去。回来的时候，小美人没了。戴小观说：“她给警察抓起来啦。”我眼睛瞪圆，吃惊地叫道：“你怎么不保护她呢？”戴小观说：“每年都有人被抓的，今年碰巧是她，明年说不定还是我呢。你担什么心？她妈都不担心。”尤利太太从人群中挤过来，碰到熟人就笑呵呵地说：“我们家爱丝蕾被警察抓起来了。”好像通报她家爱丝蕾中举了一样。尤利太太精力充沛，介于红黑之间的卷发在长途旅行之后变得乱蓬蓬的。出去游行，当然不用穿正装，也不用穿皮鞋，尤利太太穿了一件蓝布褂子，肥肥大大，褂子袖口钉了两个大白纽扣，像两颗斩钉截铁的冥王星，尤利太太一挥胳膊，“冥王星”就在椭圆形的轨道上飞快地转一圈；尤利太太一抬手，“冥王星”就跳出轨道，升过大家头顶，远比中国太太们指头上戴的钻石、翡翠神气。她对我说：“小观干得不错。好小子，有正义感！”她说话的那种语调，使我觉得戴小观没被警察抓起来还挺可惜的，为了“和平”和“正义”这样的大好事冒犯规矩，似乎就像优秀运动员冲破了世界纪录一样。她家爱丝蕾破了纪录，我家戴小观就差一点也破了。小美人被警察关了几天。在这几天里，戴小观天天给她写情书。情书里还夹诗，他那些情诗当然是不肯给人看的。一听见我走路的声音，立刻就把电脑屏幕换了。又在网上订了玫瑰花，让花店给送到牢里去。我这才发现我家戴小观不仅有桃花运，而且是个大情种。好呀，想爱就爱！戴小观傻归傻，可不是我们老家古城那种扭捏作态、小肚鸡肠的男人。几天后，小美人在她妈找的律师帮助下，无罪释放。说起来，她确实也真是无罪。反战游行的时候，有一千多个学生要扮演死人，躺在马路上，重现血淋淋的伊拉克战场。其他人围着“死难者”游行。小美人抽签，抽到了“死人”，于是成了一千个死人之一。警察来的时候，她动也不动，眼睛也不睁，因为她死了，死在一场无谓的战事中。她旁边还躺着一个被烧死了的伊拉克老头子。想是那老头开了一辆自杀炸弹车撞过来，好人坏人同归于尽。游行，也要游出创造性来嘛。等真警察来了，叫他们站起来，把手举过头顶，那个“伊拉克老头子”拉下假胡子，就站起来了。小美人却不动，也不把手举过头顶。因为她扮演的是个美国陆战队的女兵，她倒在地下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把玩具手枪。于是，警察以拒捕罪把她抓了起来。可她一直扮演死人，动也不动，直到警察审问她的时候才活。连个拒捕的动作都没有。手枪也在警察抬她起来的时候掉了。那一次游行，警察抓了好几个“死人”，结果都无罪释放了。这些“死人”的律师说：“我们的士兵死在别国的街道上，你们说他们是爱国英雄；学生们把士兵死在别国街道上的情形搬到你们眼前，给你们看，你们却说：犯罪。这个逻辑自相矛盾。”小美人比戴小观早一年高中毕业，从南方出狱一回到家，她就收到了获得美国总统奖的通知。总统奖是高中毕业生的最高奖。祸兮福所伏！大家高兴。小美人得总统奖，因为她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加上成绩优秀，且每周都去残疾儿童医院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服务，社区服务记录非常突出。在小美人去华盛顿领奖前，他们一群小同志天天在一起头对头讨论问题，不知又在制订什么新计划。接下来，小美人和戴小观两个人坐在电脑前忙了好几天，又是写，又是画。还不时有“小同志”给他们送资料来。等小美人从华盛顿回来，我才在当地报纸上看到：在布什总统接见“总统奖”获得者的时候，小美人代表她的同学、同志把一本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咨议亲自交给了总统，其中还附了我们街前死在伊拉克的两个男孩子的照片。那一天，戴小观公开了他的一首情诗：蓝色是你的眼睛是我的衬衫蓝色，我最喜欢的颜色每天清晨一只蓝色的鸟唱一支蓝色的歌把我叫醒也叫醒一个蓝天蓝色，和平的颜色。戴小观的爱情看样子是有所附丽了。为了一个好的主题生活，是比整天做葱油饼吃，活得来劲。戴小观的情诗定是可以让我用来祭祖的。作为戴家的不肖子孙，在资本横扫中国的年代，能让我那革命的父母九泉之下得一种后继有人的好感觉，也算是没让戴小观白姓了“戴”。到他这一辈，我们戴家的光荣历史总算没有变质，反倒成就出了一块大大的三明治！上下两片红彤彤的西红柿，叫“理想蔬菜”，中间夹着一块肥嘟嘟的炸鸡排，叫“小康社会”。红彤彤的上片和下片，是我的上代和下代。肥嘟嘟的炸鸡排就是我。后来，小美人天经地义地进了瑞德大学，如愿以偿。而一年之后，戴小观则改变了主意，没去瑞德大学，上了斯坦福大学。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从共产主义者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并且一直把这个“社会主义”继续到现在。戴小观的转变是因为他研究了自己的家史。二、过去的故事：我对美人变兔子的肤浅猜测戴小观从十八岁起，开始关心自己的来历。也就突然对我们戴家的革命历史感兴趣起来。他不声不响，蹶着屁股，趴在地下看我们戴家的旧照片。周围都是他从我们家史盒子里翻出来的旧信件、旧日记本子和旧检讨书。字儿多的，他读不懂；没字儿的，他看不明白。等我发现他在家里造反的时候，他手里正捏着一张带了一行字儿的大照片在读：“中……大……下……出……1989”戴小观的汉语阅读能力在“大小多少，人口上下”水平。说到写，就更不能谈，写“下”的时候，嘴里要说：“T，带了一只脚”，写“上”的时候，嘴里要说“头朝下的T，带了一只手。”这是我羞于启齿、愧对先人的地方。戴小观把戴家文人世代相传的笔墨给丢了。我拿过他手里的照片替他把那行字给读了：“中央大学地下党出狱同学1989年聚会。”我说：戴小观，这是你姥姥、姥爷那辈的同学，都是搞共产主义的人，和你志同道合。他们也给警察抓进过监狱，这大概是他们出狱四十年后的聚会。照片上他们都老啦，不过，他们闹事的时候和你一样年轻。四十多年的故事呀，进去时是美人，出来就成了兔子。我说最后这句话是下意识。但说完后，突然发现，这是我妈的临终遗言。看着照片上六个满脸皱纹、缺牙、秃头、穿着中山装、系着长围巾的老头、老太，我突然觉得，我妈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呢？毕竟，从“美人”到“兔子”的变化，说的是一个人入狱、出狱、再入狱、再出狱的大半生呀。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跟我妈吵架。我说：“你们这代人就干了一件事：穷折腾。折腾国家，折腾自己。开口闭口为人民，你不为人民，人民说不定活得还好一点。”我妈拿起一把雨伞就打我。我跳起来就逃，她跟在后面，一雨伞打在我的屁股上，还不解恨，狠狠地骂道：“犯上作乱的毛贼，坐牢的怎么是我们，不是你这个混球？！”我一边揉屁股，一边说：“打人！你和抓你进牢的那些人有什么不同？”我妈愣了一下，举起雨伞继续打，还说：“打死你这个小特务，我大义灭亲，为民除害！”这就是我非常奇怪的地方，只要我一反对我妈，我妈就用“敌人”、“反动派”和“红卫兵”骂过她的那些话来骂我。在我们家，我当过“土匪”“毛贼”“害群之马”“叛徒”“特务”“坏蛋虫”。所以，我从来不敢认为自己是好人。不过，坏也要坏得大气，我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回答》，那时候的流行诗)”我妈说：“你敢！真理还在！”人所有的行为只有放在当时的情景里才能有个解释。那照片上的六个老前辈，个个都有故事，他们都先入国民党监狱，后入共产党监狱，而且，他们曾经很年轻。照片上，我妈旁边空了一个人的位置。听我妈的女朋友、照片上那个扁脸老太太陈晓望说：那个位置不是给我爸留的，是给王仲德留的。王仲德是我妈大学时期的情人。家史盒子里有他的单人照：五短身材，大头，不笑，并不像电影里的地下党那么风流倜傥。他给我妈的情书在家史盒子里有两封。我妈在世时，我偷偷读过，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是我父母辈乏味生活中的一点好故事。我父母死后，我就把家史盒子连同王仲德的中央大学学生证一起带过来了。那学生证上注册到大三，年龄23岁。那年王仲德死了。死在1948年。我从家史盒子里翻出一封王仲德的情书，既然戴小观对家史感兴趣，那我就找最有意思的故事讲给他听。我念王仲德的情书：……这里山高，离组织远，离天近。我若不是得了疟疾，跳起来就能扯一片云。“吃光运动”的热闹成了昨天，明天却已经近在咫尺。离明天近的时候，反倒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了。小泉社的同学们再聚会夜吟的时候，你替我念这首 “明天”诗……可惜，王仲德的这封情书被我家从前养的黑猫咬过，下面诗句残缺，只剩下“明天”，“擦亮一根火柴”，“点燃我的热血”，“为你迎亲”几个不连贯的句子。不过那“献身革命”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我第一次偷看王仲德的情书，也就十六七岁，在马桶厂做工哩。我心里想：明天一定比昨天好，那是他们一群国文系大学生的美梦。他们有理由做明天梦，他们的“昨天”确实不咋样。一个国民政府连国民都保护不了，连自己首都的百姓都只好由日本人肆意宰割，还会有人喜欢？不过，他们想要的“明天”就是我这一代现在过的日子，我们大概就是他们惟恐惊动的“天上人”了。可这个“明天”说起来也不咋样。“天上人”都穷翻天，没有肉票就吃不到肉，这就算了，肉是珍稀物资；可没有豆腐票就吃不到豆腐，这就奇怪了。那杨白劳还能尽着喜儿吃豆腐哩。如果，王仲德和我对面坐着，我还不承他那点情，要拿他们的“热血”换我们的穷日子呢。这点儿叛逆，是我一辈子最革命时期的想法。当然也只是私下抱怨，断然不敢跟我妈说的。大多数时候，我都在想吃零食和谈恋爱，天生不是为民请命的人。我们戴家也不知哪根祖传基因被皇上写成了“匹夫有责”，所以，隔三差五都能出几个“为民请命”的人。我虽不是，戴小观是。而且，人家“为民请命”的意志已经扩展到“鸡马牛羊”。戴小观听完这段就问我：“吃光运动”是不是“保护动物权利”的运动？看样子，要让戴小观懂家史，还得给他做点历史图解。我说：“假设：尤利教授家是一个家，我们戴家也是一个家。尤利家人在谈‘女权’的时候，我们家人在谈‘放女人脚’；尤利家人在谈‘民权’的时候，我们家人还没谈到‘民吃’；现在尤利家人谈到了‘鸡马牛羊’、‘世界和平’，我们家人或许谈到了‘人’。你姥姥姥爷搞的‘吃光运动’在‘脚’和‘吃’之间。到你妈，闹的才是‘民吃’。”戴小观对我的“历史图解”不满意。他和我不同，我的青年时代就在中国的历史中过的，并不知道珍惜自家的历史。他在异国他乡长大，自家的历史倒成了遥远新奇的文化。加上他现在又信了共产主义，对祖辈的共产运动十分感兴趣。于是，他自己上网搜查，居然找到了一句英文介绍：“吃光运动”是日本人投降不久，中央大学地下党号召吃官费饭的大学生团结起来，把国民政府“吃光”“喝光”、要它倒台的运动。戴小观就笑：“还有这样的运动？那一定和开聚餐会差不多吧？”第二天他就在共产主义小组聚会的时候，把这段转述给他的小同志们听了。小美人趴在地毯上，小红嘴张圆：“把政府吃光？那个个要超重多少？这不也是自残吗？依我看还是绝食比较好。”戴小观抱着吉他，随便拨着琴弦：“乡间小路，乡间小路，领引我回家。西维吉利亚，大山妈妈。”后来，戴小观就想搞清楚“小泉社”的诗人们为什么那么不喜欢他们的政府，要把它给吃了。在戴小观的不停追问下，我使劲回想，把从我父母和他们的同志那里听到的情景，加上我的想像，拼图一样拼成了一段过去的故事，讲给他听：也许，会梦想的人都喜欢“明天”，不甘心“今天”。那个“小泉社”是我妈发起的一个诗社，地下党的意思是让一个女同学来结社，可以显得没有政治色彩。表面上看是一群文学青年聚在六朝松下诵文吟诗，爬上台城寻花问柳，但其实，中大国文系的几个地下党员都在里面。书记是李野王(外号)。他后来成了陈晓望的丈夫。小泉社第一次在台城讨论搞不搞“吃光运动”的时候，是一个初春的傍晚，白色的玄武湖睡美人一般躺在十里长堤弯弯的臂膀里，长堤上的杨柳柔若无骨，沿着“睡美人”的曲线划了一圈迷迷蒙蒙的鹅黄，风也很柔嫩，像是湖水在呼吸。台城上有一些浪漫的茅草，流萤在茅草上飞起，首饰一样在黑暗里闪一下。正是才子佳人作诗的时候。王仲德说：搞这个“吃光运动”，有点居心不良的嫌疑。日本人刚投降，国民政府刚搬回南京，中央大学也刚搬回来两年，中大学生享受官费，学生吃得比百姓要好得多啦。我们还这么胡造，市民怎么想我们这些大学生？他们要说我们是败家子。李野王说：要搞。国民政府太腐败，你还同情它什么。民生水火之时，多少当官的发了国难之财？“吃”可以团结同学，目的是推翻政府。我妈说：有些落后同学不是我们不团结他们，怕是他们来了，我们的队伍反倒不纯洁了。比如说肖苑凤，把她团结来干什么？人家整天恨不能在爱情里搓揉成脂粉，哪有心思管民众的疾苦。她的情诗从嘴唇写到乳房，每天晚十点还要和她在四川的男朋友同时跑出去，对着月亮互念情诗。她要到小泉社来，小泉社恐怕得改名“秦淮月”了。男生就笑。王仲德说：猪也有嘴唇和乳房，还比人的大。你下次建议她把诗里的主词换成“猪”，看看是不是也念得通？说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人在台城下大呼小叫：“陈晓望！陈晓望！”那是陈晓望的哥，他来叫陈晓望回家去看管他们的疯妈妈，他得出去拜见上司。他才在国民党军队里得了一个文书职位。于是，“小泉社”的会场就转到“陈公馆”。陈公馆在成贤街，离台城和中大都不远。那里其实比台城更安全，只是气氛诡秘，红木家具在堂屋里发着暗红色的油光，小天井的青砖缝里生着老气横秋的绿苔，陈家二太太每晚在自己屋子里和几个官员太太搓麻将，一片噼噼啪啪的响声。陈晓望的父亲是国民党高阶军官，可惜死于梅毒。他死后，二太太就靠麻将桌进入“时政中心”，根据时政，二太太决定手里的股票是抛还是进，银行的金条是否要转移。陈晓望在国民党的鼻子底下闹了革命，是她的家庭生活所致，她说：等推翻了国民政府，她第一要做的事就是废了纳妾嫖妓。陈晓望的父亲在她六岁的时候，纳了二房，冷落了原配太太还有陈晓望和她哥哥。不久，陈晓望的妈妈就疯了，动不动从高宅大院跑到街上，唱“这里的景致真美丽”，由着街上的粗人拿她取乐。陈晓望和她哥哥一放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街上去找疯妈妈回家。有的时候，实在拖不回来，想找父亲帮助，碰到二妈高兴的时候，还能见上父亲一面，碰上二妈不高兴，就是兄妹俩站在雪地里一小时，也得不到父亲一句回话。钱，他们从小就不缺，但他们没家。后来，父亲又烦了二妈，对陈晓望兄妹好了起来。那时候，陈晓望刚上了“金陵女中”，十一二岁的小人儿，细腰，圆脸，穿一件黑平绒的旗袍，家里女佣手巧，给她盘了一溜大大的玫瑰红锁扣，嘟嘟地突在细细的白颈项下，又沿着前襟一路扭下来，每一个都像一只媚人的红嘴唇。她父亲就开始带着她出入交际舞会，动不动就给她照相，然而，陈晓望看见交际场的女人就想到自己的疯妈妈，试了几回，还是不能融入那种纸醉金迷的场所。后来，认识了在“南京中学”读书的李野王，跑到李家比待在自己家的时间还多，曾经一个人躲在李家的后花园里读李野王弄来的《鲁迅》，为《伤逝》里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哭了几回。而这时，她父亲却换了便衣，去沾染秦淮河上的风月女子。结果，南京陷落之前就染上了梅毒，举家撤退到四川后，和日本人一仗没打就已经病得东倒西歪，白得了一个军衔，没死在战场，死在女人身上。那天，陈家二太太见陈晓望和几个同学回来，就从麻将桌上站起来打招呼，身上飘着花露水的香味。她问大家要不要吃点心，她这就叫女佣到厨房做去，还加了一句：“李家大公子喜欢吃糯，洋白糖要多放一点。”她亲热地问李野王：“令尊可好？最近他的报馆里有没有台湾行政官陈仪那边的消息？”接着又转过来称赞我妈长得苗条，比陈晓望文静。又打听我姥爷是不是要离开南京，说我姥爷若不是当年犯了事，现在该是能做到财政部长了，什么消息跟他打听就好了。陈晓望的父亲和我姥爷都是从北方来的老国民党员，以前多少有点认识，能扯上同乡。只是我姥爷在1928年我妈出生前一个月，被国民党开除了。原因是他刚从燕京大学毕业，心高气傲，从北方来到南方，当了镇江县党部年轻的财政官，上班没几天，居然揭发了县长挪用教育经费给老娘大办丧事。县长给老娘办丧事，吹喇叭，抬棺材，烧纸钱，扎牛车马车，童男童女，恨不能半个县城的人都给这个“父母官”的老娘披麻戴孝。我姥爷一封信告到上级党部，信在天上绕了一圈，又被转回镇江县党部。结果，我姥爷被镇江党部开除出了国民党，财政官的肥差没了，从此成了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这就是陈家二太太说的犯事。不过到了1948年，我姥爷的早年犯事，倒有了一点三十年河西的意思。我妈反对国民政府的原因，恐怕根源于我姥爷的怨恨。我妈在镇江图书馆里长大，日子过得不穷不富。不管是铜钱还是纸钱，我姥爷拿在手里，动不动就会在我妈眼前一晃，说：“钱，是万恶之源，害人呀。”我妈的两个哥哥都没养活，到有了我妈，我姥爷就把她当作男孩养，先让她读私塾，然后又让她整天在图书馆里转，随便她乱找书看。从才子佳人，看到了《娜拉的出走》，再后来就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看到了原来天外还有一个别样的世界。我妈后来常讲的一句话是：如果国民党从1928年起就反腐败，也不会败得那么惨。陈家女佣端点心进陈晓望和她母亲住的西面两厢来的时候，说：前厢里又有个晓望的同学来了。是肖苑凤，来找二太太出丧礼份子，肖苑凤是陈二太太娘家的远房侄女，想是那边什么拐弯抹角的亲戚死了。女佣问：要不要把肖苑凤也叫到这边来坐一坐？陈晓望连忙说：不必了，她不定还嫌我阿母脏呢。女佣一走，我妈就说：肖苑凤又管起收丧礼来了。真是，什么好事都有她。等我们有了新制度，现在的丧葬习俗要首先废除。我一看见披麻戴孝的哭丧队就躲着，死了人还要给他们纸钱带到地狱去花，想是那阎王爷也是个受贿的。贪。到了陈家，“腐败”的意思就变得具体起来。一谈到腐败，小泉社的诗人们个个都说：这个政府真该叫它倒台！把它吃光拉倒！大家最后都同意了：不替政府省什么钱，吃！反饥饿，要生存！李野王对大家保证：推翻国民政府，在以后的新日子里，腐败是不会再有了。因为我们有延安整风，可以自我监督。王仲德说：倘若平均地权，财富共有，个人不拥有财产，想腐败也腐败不了。李野王说：那不够，财政上没条件腐败了，不代表生活上就不淫荡，我们还得要搞“整风”。李野王说的这种“整风”，小泉社的人后来个个都尝到了。既然是一个共产大家庭，不肖子孙都得整出去。如果“老祖宗”“老爷子”碰巧眼睛不明，忠良被逐、孝子蒙冤的事也是会经常发生的。这是中国政治历来的风云莫测，忠良不忠良都是后人评说的事儿。第一个被政治风云扫到的是王仲德。听我妈说，他们这群人中，就王仲德出身贫寒。王仲德的故事，我知道得最多，多是听我爸讲的。王仲德无父无母，跟舅舅长大，在古城我爷爷办的新学里读书，他舅舅本是想让他读到会算账为止。后来，日本人来了。我爷爷是同盟会的老人，他是至死不能让戴家的子孙当亡国奴的。他埋了家里的银子，带着我爸和我爸的双胞胎弟弟——我二叔，还有新学里所有愿意跟着他的学生，上了大别山，在野猫溪一待就是五年，领着一群拒不食周粟、从日本人的沦陷区跑进山里的青年学生，继续学着祖先博大精深的国学诗书，以示对日本人全面入侵的反抗。这样，王仲德就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考上了中央大学国文系，且和我爸爸在大别山结成了生死哥们。中大学生闹“吃光运动”的时候，我爸上的是有钱人家才上得起的金陵大学。他们吃饭不是官费，所以“吃光运动”他们搞不起来。但是，等后来“吃光运动”变成了“学生请愿”、“游行示威”、“五二〇 ”运动后，金陵大学学生会也成了主力。我爸不是地下党，正好明里挑头，王仲德两边联络，金大和中大联合起来。我爸也就在那时认识了我妈，而且我爸也把爱情附丽在闹事上了。王仲德在“吃光运动”之后，被国民党逮捕了。那时“吃光运动”从闹吃转成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上海北京的大学生也闹起来，还有一拨一拨人到南京来请愿。一天，王仲德在回宿舍的路上被特务抓走了。开始，小泉社的人认为，那是因为他是中大伙食团的学生代表，且朝中无人，平民一个，没有背景，抓他，是杀一儆百。并没有想到以后国民政府还有对学生的大逮捕。国民党抓王仲德找的是一个不相干的借口：历史劣迹审查。想是故意麻痹中大学生。王仲德的“历史劣迹”是指他和我爸在他们老家古城闹了一次“暴动”。古城去大别山野猫溪的同学少年算是保住了中国人的气节，可等日本人投降了，他们从山里回到江浙古城，却突然发现，他们要保的那些“国粹”都连着一些快腐烂的老根。古城本来就是一个“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地方。这里的竹子细腰媚眼；这里的柳枝随风飘摇；这里的荷花全是风尘女子；这里的男人都像秋日里的细雨。古城人多愁善感，却又不负责任。就连古城的城墙，也不过是一堆情意缠绵的青砖搭起来的摆设，中看不中用。日本人来的时候，这里既没有地道战，也没有地雷战，只有一个前清举人在家里上了吊，可以权且称作“抗日英雄”。日本人一走，古城的男人们在祖宗祠堂前放了一些鞭炮，跳了几回高跷，就坐在双河边的茶楼里打起麻将来。古城依然是一大群亲戚、远房亲戚、八竿子打不到边的老亲戚挤在一起的大鱼池。一条双河，绿水轻流，一路折迭起无数三角形的小波纹，吟诵着“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从这家门口流到那家门口。女人们穿着藕色的绸褂子，前襟别着两朵白兰花，聚在河边，你一下我一下用捣衣槌捶打男人穿脏了的马褂。很快古城的老规矩就又依次还原了：食不厌精，赌无昼夜，上下有分，尊卑有序。古城最高的楼是河边上的“圣贤书楼”，与书楼隔河相对的是一片白墙青瓦的旧房子。一到傍晚，古城的文官武吏总要喝了个半醉，似醒非醒地迈着文绉绉的步子，穿过圣贤书楼的大堂，踏着带着露水的青草，把方口黑布鞋打得微微有点湿，划一只小船悄悄地渡到对岸，钻进那一溜白墙青瓦的旧房子去拾春。那些房子叫“花楼”，有高有低，青瓦沿着房子的白墙走，棱角翘着。花楼里住着一些外地流落来的歌妓，她们来到古城这个江南水乡，也就不想再走了。双河的水柔得很，很快，她们的皮肤就变白，她们手指就变软。古城的男人在这里过几个甜甜蜜蜜的时辰，再怀着一颗酸溜溜的心回家来，绕过家里的黄脸婆，躲进书房里，在黄宣纸上写下一首怀春的诗。千年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年轻人的眼睛比成年人健康，他们容不得腐蚀了的生活。从野猫溪回来的热血少年，在山上历尽艰辛，唱的都是《大刀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回来后听不得那些“桂花油，娘子头”的亡国之音了。于是，我爸和王仲德领头，在古城闹了事。他们要抄“花楼”，遣送妓女还乡，清洁民风。这个反腐败计划让所有从山上下来的高中生兴奋不已。消灭妓女成了他们实现兴国梦的第一件事。我爸先领着野猫溪的同学到自己家去打劫。要干大事，就得有国无家。闹事成败的关键在于他们能不能弄到“遣散费”。戴家是古城的首富，在上海开着机械厂，在古城开着布店、药房、杂货店。野猫溪同学明道暗道同时走，王仲德跟着我爸先来到戴家开的杂货店，坐在柜台上要糖果吃。伙计讨好我爸，说：“小大爹，糖果随便吃。”还故意把收客人的铜钱扔到钱缸外面，戴家的规矩是：掉在钱缸外面的铜钱都是大小少爷的零花钱，小孩子可以自己去捡。这两人在店里捡了半天，捡到了小半布袋的铜板。晚上，大家头对头数了数，还不够遣散一个妓女。所以他们还得走暗道。我爸爸说他叔爷爷在清朝的时候有战功，战死后，头找不到了，不能全尸。慈禧太后赐了他一个金头，下了葬。只是不知墓地在哪儿。要是能把金头挖出来，遣散费就有了。于是，这群十八九岁的同学少年就跟着我爸爸去挖金头。才找了一个晚上，被我二叔一个刁状告到我爷爷那里，我爸爸挨了一顿痛打，我爷爷骂他是“胆敢挖祖坟的逆贼！”我爸爸从家里逃出来，跟他的双胞胎弟弟分道扬镳。后来，我二叔跟了国民党，到了台湾；我爸跟了共产党，娶了我妈。二十年以后，戴家的祖坟还真的就给我父母的学生、一群唯物主义的红卫兵给挖了。只是金头依然没找到。由于资金短缺，野猫溪的同学少年只能买了一大袋天地响鞭炮。天一黑，划着一条戴家的小货船过了双河。大家都穿了黑色的学生制服，以示新人新风，挑战腐败的封建制度。这一夜，双河上无风，青蛙的鼓噪高一声低一声，不时有鱼儿浮到水面，摇一下尾巴又一头钻下去，一河的月色就无声地活动起来，又一圈一圈悄悄碎了，像心事满腹的样子。戴家的小货船载了五六个野猫溪同学向对岸划去。“花楼”里的灯火正旺，古城男人每天的老故事刚拉开了序幕。突然，一袋天地响鞭炮被同时甩进了好几个“花楼”的高堂屋，炸得如同地震。男人趿踏着黑布鞋，女人尖叫着跑出来，一路有人高叫“失火了”，“抓毛贼”。于是，就有人敲响了“花楼”防盗防火的报警铜钟，一时间，“花楼”里突然有了一种次序：所有高高矮矮的窗户灯火通明，家家户户传出敲锅、敲盘子、敲面盆的声音，一片叮叮哐哐的响声。还有大大小小的人影在窗口晃动，像皮影戏里的好汉和美人；接着，妓女们举着油灯，男人们打着火把大呼小叫地冲了出来。女人们往戴家小船上扔烂菜帮子，男人们往戴家小船上扔石头。原来，腐烂了的老制度也不是好惹的。野猫溪的同学们一紧张，猫着腰，全逃回了自己的小船，拼命往回划，好像自己真成了纵火犯或者毛贼。“革命”的大计划暂时也忘了。等逃到芦苇丛中，才你推我，我推你，哈哈大笑。一是笑那鞭炮炸出来的狼狈混乱，二是笑自己胆小如鼠。虽然一个妓女也没消灭，但“暴力革命”玩过了一回。这段好故事，我爸说过很多次。每次，我爸一讲完这段光荣业绩，我妈就会说：早知道了，就为这，老仲(王仲德外号)还落了个坐牢的口实。在营救王仲德出狱的时候，我爸和我妈来往密切，结果，戴家出保钱，我姥爷保人。姥爷禁不住我妈的吵闹哀求，保了王仲德。王仲德在监狱里对他在古城干的“暴动”供认不讳。本来也不是悬案，保钱保人一到，国民党就把王仲德放了。王仲德从监狱里出来时，蓬头垢面，不过精神很好，想立刻回中大参加闹得正热烈的学生运动。中大地下党认为他已经暴露了，且在监狱里写了供词，得通过组织的重新审查，不宜继续待在中大。李野王竭力替王仲德申辩也没有用。组织还是把他派到偏远的山区去教书，搞土地革命。王仲德大学还差一年毕业，叫他走，他就走。为了眼看就要成功的事业，个人委屈和读书立业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不幸的是他在乡下得了疟疾，没有医药。病重了以后，他让学生替他一天给我妈写一封情书。可惜这些“革命爱情”在文革中都叫我妈一封一封烧了，残存的两封，都没有什么私情。我妈那代人的毛病是：离了组织和权威就不知道怎么活了。他们反对国民政府，自己却也是活在一个扩大了的古城大家族里，要有个族长镇着。大家都是江河里的一滴水，时辰到了，反一个社会，波澜壮阔，巨浪滔天。只是浪头落下来还是一样的君臣关系。人活得很大，却找不到自己。大浪小浪明争暗斗，一滴水却连隐私都不能有。一个没有隐私的人，只能是画在宣传画上的人。王仲德病重的时候，曾叫我妈来看他。我妈打了包袱就要走，在长途汽车站被“组织”截了回来。已经暴露了一个，不应该再暴露第二个。王仲德后来死在去县城医院的山路上。身边有四个抬担架的学生和一封尚未来得及寄的情书。我妈从来没有跟我描述过王仲德死后，她的心情。我偷看过王仲德的情书后，对我妈最终没有赶到乡下去看王仲德非常不高兴。这算是什么爱情？违反人性。那“组织”也管得太宽，人家的爱情不过是附丽在你的事业上，你却叫人家生死不得相见。若换了我，去他的“组织”，天塌下来我也要去。暴露了怎么啦，了不起和情人一起待在乡下不回城里来。我曾经问我妈：“爱情价更高”在你们那批地下党中是怎么理解的？她说：“老仲若不死，能写好文章，他的文笔像鲁迅。”这一点，我在王仲德的情书里并没有看出来，不过，我妈这样的回答，像宣传画上的人说的。王仲德那封未寄出的情书，是他残存的两封情书之一。大概是后来辗转到了我妈手里，进了我们的家史盒子。很短，我也读给戴小观听了，那里面还提到我爸爸：……戴文天（就是我爸）有个叔父给汪精卫当御医，待在上海搞“曲线救国”。戴文天上大别山时，他叔父悄悄给戴文天和他的双胞胎弟弟两瓶治疟疾用的奎宁，说：到了山里，这药就是黄金。大别山里，蚊子大得像飞机，疟疾是山民的常见病。我们在野猫溪实在没吃的时候，就戳弄戴文天卖一粒奎宁，然后，几个要好同学去开开荤。后来，有个同学说：这是汉奸药，不能吃。我们不食“周粟”，却依然食周国的野菜，这算什么抗日？戴文天说：这药不是日本来的，是美国药。我当时很馋，说：夺了日本人的枪支子弹还可以用来打鬼子呢，那药就是敌人送上门的子弹。我们换了炒猪肝吃，这是“以夷制夷”。现在，有点后悔，当初少吃两次炒猪肝，说不定还能省下一粒奎宁给我自己。如今只好独吟《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我很喜欢王仲德的这封情书。人到临死还有幽默感，看样子是得有点浩然之气才行。我跟我爸说：“我妈这个人不懂爱情。王仲德到死她都不去看，跟您结了婚又动不动就吵架。对自己的小孩子还要专政。好像她一坚持，就能真理在手；一宁死不屈，就是英雄。搞不好她坚持的是个谬误，死是个白死呢。我要是男人，情愿找个什么肖苑凤，也不找她。”我爸说：“胡说八道。肖苑凤哪能跟你妈比。小爱情才整天挂在嘴上；大爱情是‘不风流处也风流’。”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戴小观依然是共产主义者。再下面，他祖辈的“大爱情”，“大风流”，他就不能理解了。而他祖辈们的“昨天”终于没有走到他们“诗里的明天”却变成了“现实的今天”，“美人”变“兔子”居然也有历史效应。照片上这群“地下党”四十年后，在我家聚会的时候，倒是咧着嘴又说又笑的。说的那些两次入狱的故事全无风流可谈，不过关键的时候，却也有一种“大风流”的气质像苦笑一样挂在脸上。“小泉社”里没有第二次坐进监牢的人，只有死在1948年的王仲德。陈晓望是1948年被国民党特务半夜里公开从女生宿舍里抓走的。她演了活报剧，嘲笑物价飞涨。陈晓望的哥哥立刻上下活动，卖了一些家产，找了父亲的老部下，在共产党没解放南京之前，把陈晓望赎出了监狱。他叫陈晓望跟他一起到台湾，陈晓望当然不走。一解放，陈晓望就把这些细节跟组织报告了。然后，就去解放大西北，腰里别着手枪，亲自清理过重庆的两个妓女窑子。陈晓望再次进共产党监狱的时候，顶的罪名是“台湾特务”。抓她的“组织”并不了解中央大学地下党的活动。他们从红区来。他们说：如果你不是台湾特务，为什么国民党军人要保你，没交给你特殊使命，你能活着出监狱？陈晓望申辩道：“那是我哥，他当然要保我。我的共产党身份并没有暴露，不过是个学生，怎么就不能活着出来？”“组织”就说：你不老实！把陈晓望判了二十年。那时候，她刚二十七岁，和李野王结婚才一年，正准备生孩子，虽然还没怀上，孩子的名字已经起好了，叫“李和平”，男女都能用。后来，文革闹起来了，走资派要关进监狱的越来越多，监狱没地方了，就把她这样的老犯人关进了动物园。她被关在长颈鹿旁边，笼子上的牌子写着“台湾特务”。本是当作一种革命挖出来的成就展览给人民看的。陈晓望说：“关在动物园的坏处是：小孩子往长颈鹿笼子里塞草，往我的笼子里扔石头；好处是：李野王买一张五分钱的门票就可以来看我。比张生见崔莺莺还容易，连红娘都不要。李野王还趁人不注意往笼子里扔泥团子，泥团子里是情书。”陈晓望，让我喜欢。她的动物园爱情确实风流。比那些哭哭啼啼，喊冤叫屈的文革故事来劲。像个地下党。倘若她当时尚未结婚，和李野王来他一个“动物园婚礼”，那才可以编个史无前例的爱情故事呢。我妈是从家里被国民党特务抓走的。抓她的理由是：小泉社的成员都参加了游行，发起人必得承担责任。我姥爷动用了所有的关系，花钱买通各色人物，把我妈保了出来。结果，到我妈二进共产党监狱时，她的罪名就是“叛徒”。因为，没有牺牲就是叛徒。我妈在文革中的待遇比陈晓望好一点。她没进动物园，进的是小孤山火葬场。这次“组织”分配给她干的事儿是发送骨灰。那时“组织”把我妈叫做“行尸走肉”。每天，死人烧了，家属哭哭啼啼，站在院子里等着骨灰，就有亲戚朋友凑到我妈掌管的小窗口来，哀声细气地请求：“多给一点。”就像买碗面条，要汤水时说“多给一点”一样。我妈就说：“我尽着一盒装，您要相信组织。”那段时间，“组织”是我妈的口头禅，她每天都相信组织迟早会把她的问题搞清楚。文革中，火葬场工人也罢了工。两派武斗打死的人都放在小孤山火葬场门外面，死人也分两派，没人管不行。我妈不是工人，不能罢工，所以，她就得了个日夜不得下班的工作：看死人。至今我也想不懂死人要看着干什么？他们又不会跑。我妈说：“半夜里，风声鹤唳，没灯没电，几颗鬼火一样的星星在头上闪着，我在死人中间走来走去。大声念诗给自己壮胆：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我来了。”几张缺了牙的嘴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这就是我妈，吃精神饭就能活。看守死人也要看出英雄气概,断然就把地狱里的贪官阎王给废了。谁轮着这样的精神导师，谁运气，谁轮着这样的妈，谁倒霉。可惜了她还学的是文学专业，一辈子也就写了一些检讨书和批判稿。后来，大家又转向李野王，要他讲他的二次入狱。李野王说：“我下的是红卫兵私设的监狱，也就是戴高帽子游街，没什么新鲜事。免了。”陈晓望说：“我替他说：他十年没发工资，每个月只有十二块钱生活费。后来，平反了，补发了一大箱钱。他跟‘组织’赌气，当时就把那一箱钱都交了党费。”于是，大家又笑，说：李野王真迂腐，至少也该留下一点聚餐费呀。李野王大气地一笑：“我们当年革命，哪里是为了钱呀。”我爸这下来了劲，又说了一遍和王仲德挖自家祖坟，在花楼炸天地响的故事。提到王仲德，这几个人又回忆起在台城和陈公馆讨论反腐败、建立新政权的事。说来说去，似乎倒是那个肖苑凤过得最好，她一解放就和四川的男朋友断了，嫁了一个军队的工农干部。那个工农干部退役后，被“组织”派到古城，当了古城的县长，带着肖苑凤住在古城的双河边。船泊东吴雪，鸟歇芦花池，无风无浪，偶尔还开个赛诗会，写一些追星星赶月亮的闲诗，正合了肖苑凤的气味。说到肖苑凤，李野王解嘲道：“你们两个女同志也别后悔，各人要的东西不一样。要论诗才，你俩都在肖苑凤之上。只是你俩写了首大诗，把自己也写进去了。这倒叫我觉得有点儿对不起大家，我一直极力崇尚的‘整风’整到我们自己最单纯的头上了。”我妈说：“我们也不后悔，毕竟我们推翻了一个旧制度。封建陋习、嫖娼纳妾给我们这代人反掉了。”……又十几年之后，照片上的老人差不多都死了，只剩下李野王还像一个打鬼钟馗一样活着，跟陈晓望四十七岁才生下的女儿李和平住在一起。我回国时，去看他。他捧着一张报纸，神情哭笑不得。李和平说：“别看了，小戴来看您啦。您又不是反贪局的，当官的骄奢淫逸您管不着。”李野王站起来，腰板挺直，脸上的苦笑变成慈爱：“小戴来了？小戴呀，今年清明我刚去看过陈晓望和你父母，我在他们坟上念了首诗：‘中国中国奈若何？！”过后，李和平悄悄对我说：“你妈你爸还有我妈幸亏十几年前死了。要不然，他们要跟我爸一样痛苦。地球转了一圈，路又走回去了。他们当年要反掉的东西，一样不少地回来了。他们的学生运动失败了。”三、中国故事：我们的实业兴国梦让我的父辈在耆老之年如此失落，是我这一代人的不肖。我们吃他们的“精神饭”长大，结果，却吃出了一身的反骨。我妈后来是平了反，还当了几天某钢铁厂的厂长。还没干事就到了年龄，退居二线。二线，也是重地，在她的“太平天国梦”里，能让她工作就是对她事业的肯定。她对家务事不屑一顾，不洗碗，不买菜，不织毛线，不洗衣服。这些小事儿都不革命，她老人家一到了星期天，就带头去厂子里通阴沟，除杂草，也不知凭什么这些活儿就能红彤彤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有几个想升官的人，看她一个老太太顶着个大太阳，把阴沟里的臭水往外掏，碍着面子也来跟着干几下。过后，就有人家的孩子来嘲笑我，说我妈是“阴沟厂长”。我对我妈说：“您通什么阴沟？有本事您造汽车呀。您那厂子不是叫钢铁厂吗？”戴小观听我讲到这里，对我很不满意。他说：你不该对姥姥那样，她为大家服务，这是好事呀。爱丝蕾的父母到现在不是还供着杰姆。总不能就叫她妈是“流浪汉市长”吧。戴小观说的是无家可归者杰姆。在我们住的那个小城，很多人都知道杰姆。杰姆每天按时到图书馆去看书，按时从图书馆回来。他衣着整洁，手里整日有一把带弯头的雨伞。街上人家养的狗看见他走过来就会跑过去，摇头摆尾要他拍。杰姆认识街上人家养的每一条狗，他的黑提包里永远放着一些给狗吃的零食。偶尔也会有一条无家可归的狗，跟在他后面一直走到图书馆门口。杰姆对家狗野狗一样尊重。他把它们一律叫做“弟弟”。碰见人家的狗胖了，杰姆就会很绅士地弯下腰揉狗肚子，嘴里关切地说：“弟弟要减肥了。”杰姆是一个有文化的流浪汉。他不愿在工作的压力下生活。十二年前，他来到我们这个小城，在街头公园流浪。有一天，他在尤利教授家的露天阳台上过夜。以后，就天天在这个阳台上过夜。尤利夫妇也就认可了杰姆的行为。并且允许杰姆到他们家看电视和洗澡。只是不能在家里住。因为住在尤利教授家里就不是无家可归者了，就不能领政府发的食物券了。尤利教授家的阳台上从来就有杰姆。爱丝蕾和她姐姐从小就跟杰姆一起看电视，一起遛狗，杰姆就像是他家的一个成员。但是她们不懂为什么一到睡觉的时候，杰姆就跑到阳台上去了。天热的时候，她们也会挤到阳台上去和杰姆一起睡。前些年，尤利夫妇觉得两个女儿大了，家里的阳台上总睡着个大男人不是回事。于是，他们决定把车库打扫干净，让杰姆搬到车库里去睡。这可不是一件好做的事，得非常谨慎。因为杰姆非常敏感，自尊心很强，会发脾气。譬如说：杰姆平常都只喝巧克力牛奶。有一次，有个邻居好心送给他一瓶白牛奶。杰姆就发了脾气，说：“你这是侮辱我。别以为我是无家可归者就见什么牛奶都喝。我情愿没有牛奶喝，也只喝巧克力牛奶。”大有非楝树不栖、非礼泉不饮的架势。还有一次，尤利太太付给他八块钱一小时的工资，请杰姆帮她打扫两小时院子。杰姆说：“请我干活的最低工资是十五块钱一小时。八块钱一小时的工资是辱没我的才能。”尤利太太立刻道歉，说：“那我自己打扫，您就歇着吧。”但是，后来杰姆还是接受了尤利太太的十六块钱。他说，他同意接这个活是因为在尤利教授家的阳台上住了十二年。结果，杰姆接下活后，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根杂草都不留，不仅打扫了尤利家的院子，连尤利家住的一条街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且一干干了八个小时。尤利教授回来说：“我们没叫你打扫大街呀。”杰姆又立刻发火：“我告诉你我的工作是上等质量的。你要雇我干活，我就是这么干的。”尤利太太要再多给他钱，他又发火：“你又侮辱我啦。说好两小时的工作，就是两小时。别以为我是无家可归者就会多要钱。”结果，尤利夫妇的搬家计划失败。任那个车库有多干净，杰姆看也不看一眼，依然住在尤利家的阳台上。尤利教授把警察法庭不放在眼里，拿杰姆却束手无策。真是一物降一物。人人都有生存权，鸡鸡都有生存权。平等就是这么个好东西。我知道家史盒子里的故事，对戴小观来讲，像是天方夜谈。他谈的事儿和我谈的事儿在两套道德价值体系里。说起来都是“助人”。尤利家对杰姆那叫“人文主义”，咱们这儿叫“为集体牺牲个人”。人家那个“人文”是文艺复兴反封建神权之后发掘出来的人性中的美和善，叫“理性”；人也就那点儿东西使自己区别于禽兽。我们这个“为集体牺牲个人”是几千年封建宗族社会里最好的文化美德。人靠家族关系活，自是应该以种族利益为重；工蜂靠种族而生，为种族而死，这点儿本事，昆虫动物也玩得转。就算活出了“性”，“人”还没活出来呢。我对戴小观说：“你不懂，一个国家穷得连豆腐都要计划供应，她哪里能搞你脑袋里的那些个‘主义’。所以，到我这一辈，我只想一件事：兴办实业。”也就在这个时候，戴小观说他可以从共产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说起来“兴办实业”这样的事，我们戴家的祖上早就已经办过了。可到了我这辈子，倒成了件新鲜事，一切从头开始，而且举步维艰。这就使我有很多理由批评我的父辈们“穷折腾”。他们“穷折腾”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我一步进入社会底层，看到了那些让他们“明天诗”变味的东西。这是他们从戴家大宅子走进革命文人圈子的道路上没有见过的。戴小观第一次闹事，就上了正路：要和平，要正义。我父母第一次闹事也很壮观：反政府，反封建，消灭剥削阶级。我第一次闹事是：要改革马桶盖子。跟他们不能同日而语。但我从基础做起！戴小观有小美人当他的小情人；我妈有王仲德，后来是我爸当她的革命爱人。我十七岁时的小情人是和我一起在红星马桶厂搞“改革马桶盖运动”的同盟——马木匠，地地道道的人民。多少年后，马木匠变成了老马木匠，手指粗壮，头发粗壮，额上的皱纹也粗壮。我们碰到一起谈到马桶厂的故事，我对他说：“当年有语文老师说：会写诗又怎么样，还不是去做马桶了。可你是知道我的，那时正是我想学好的年纪，想当英雄。天天跟自己做斗争，要：‘干一行爱一行’。爱马桶是容易事？谁能爱给我看看？结果，我还真爱上了，一周做90个马桶，个个又红又亮像个十八岁的大姑娘（比我还大两岁）。每个马桶底上，我还签上名。（换句话说：每周90个人，要在我头上拉屎拉尿）。”马木匠说：“不仅如此，你还写了不少‘马桶革命诗’：‘马桶工人志气大，天大困难也不怕；马桶工人志气高，放个臭屁冲云霄。’”这歪诗，我不记得了。如果马木匠记得是我写的，那一定就是我写的了。不过，我记得我爱上马桶以后的事：春天来了。有大学上了。我是一身的使命感，就想立马实现现代化。奇怪的是，我上大学后反得了一个嗜好：逛南京的各家杂货店。一进去就直奔“马桶部”，然后，翻马桶，把头伸进每个马桶里，一个一个找。找到有我签字的，就好不欢喜！立马抱起来。那都是我生的女儿！想起这些奇怪又好笑的旧事，我就对老马木匠表忠心：“那时，一看到那些瞪着两个土气横秋的小圆眼儿的马桶盖，我就会想念你。”这么多年，马木匠没穷没富，也没兴趣跟我叙旧情。他盘腿坐在一张二十年前他自己打的木板床上，那张木板床放在他家厨房里，充当“沙发”用。他儿子媳妇住了他家正房。马木匠一欠身，凑到挨着床头的煤气灶上点了一支烟，说：“他娘的，看看现在这满街堵得心烦的小汽车，我真奇怪我们当年那个‘改革马桶盖运动’居然还失败了！”好梦和野花一样，哪里都能长。你把它揣进厅堂，它叫“雅趣”；你让它开在马桶厂，它叫“幽默”。我们中国人的好梦可以一开就是一片，一觉睡醒，梦就失败了。再一眨眼，却又是“遍地尽是黄金甲”，你要的美人成了黄巾军，正在那灯火阑珊处开怀痛饮。我那“改革马桶盖”的思想起源于毛主席逝世那一天。那一天，我们全厂工人都在“化悲痛为力量”。大家闷头闷脑地做了二十四小时的马桶。我和马木匠蓬头垢面，好像非要自残一下才能解决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头上的红太阳没了，一滴水和一只工蜂迷失了方向。做到天亮的时候，“改革马桶盖”的思想就从我的头脑里冒出来了。与此同时，老师傅王均发提着毛笔和大红纸来找我，要我替他写张“决心书”。他说：“我怎么说，你怎么写，不准改我一个字。”在非常时刻，人头脑里都往外冒思想，都是历史性的豪言壮语，自然句句为真，别人改动不得。我替王均发写道：王均发向毛主席表决心：毛主席，您走好。木工组长王均发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们一定做到：大小马【“桶”字不要写】盖两面光，产量像一座山，质量像一朵花，全组团结得像穿一条裤子【厂长口号一定要写】。“马桶盖”问题既然已经提到了毛主席面前，那掀起一场运动似乎是势在必行。用马木匠的实在话说：“不改，连媳妇都找不上。”我拉着马木匠和几个年轻人到厂长办公室，讨论在那个非同寻常的二十四小时里，从“一滴水”年轻的脑袋里冒出来的新思想。我盘算了几天，已经想好了该怎么说：高呼改革马桶，确保改革马盖。红星马桶厂在一段废弃的旧铁路边上，就了那段路基的高坡，在坡下搭了一两间半地穴式的厂房。“厂长办公室”就是堆在厂子门口的一堆木板，窦厂长厚嘴唇上黏了一颗纸烟，坐在那堆木板上晒太阳。眼睛像两个蝌蚪，鼻子像一只蛤蟆，脖子上一堆肥肉是洪水猛兽，挤得黑领口破坝决堤，纽扣挂在一根残线上抖动。我说：“厂长，我们太落后。人家国外都用抽水马桶，我们还用这个红灯笼一样的木头马桶，怎么对得起毛主席？我们起码应该改做塑料马桶。”窦厂长的两个小蝌蚪眼变细变弯，一边一粒“嘲笑”在里面跳着：“你们以为塑料马桶好？那玩意盖起来是一点气不漏，可等你再一打开，那个臭呀，冲你三间屋子。谁家能用那个？”王均发一群老工人哈哈大笑。我早猜到一下子全面改革马桶困难很大，就退了一步：“那我们至少可以做塑料马桶盖。”窦厂长说：“你以为塑料比木头好？怎么人家结婚都不用塑料家具，要红木、松木的？连棺材还要木头的呢，你见谁用了塑料棺材啦？”王均发一群老工人又笑，“塑料棺材”？这可是他们听到的天下奇闻。我只好又退了一步：“那您给我三天假，我到上海塑料马桶厂去看看。”其他几个青年人也一起叫起来：“给我们三天假到上海学习！”窦厂长说：“你们闹什么闹，别以为毛主席死了就没人能管你们。我们还有华主席。”于是，我们的“改革马桶盖运动”还没开始就被打了一闷棍。不过，爱情却在威胁中产生了。马木匠把我拉到一堆木板后面，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说：“你走，到上海。拼了我自行车不买啦。”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的第一句情话。如同听到“爱人，你是六月里初开的玫瑰”一样让我醍醐灌顶。我当时就把马木匠爱了个片甲不留。马木匠还脸红，拉着我的手，既不敢握，又不敢亲，劈里啪啦拍了几下。以后几天，我们几个想兴办实业的年轻人动不动就躲在一排排还没上红漆的马桶后面，讨论到上海塑料马桶厂去的计划。那种激动和虔诚就像戴小观他们想去瑞德大学；我爸我妈想往延安一样。年轻的心都有一样的自信，凡那样的心想往的地方都一样神圣，只是被向往的“地方”可以因时因地不同。我请了两天病假，旷了一天工，跑到了上海。上海的高楼是旧社会达到的水平，离我们太遥远，我们要的风景只是人家的塑料马桶盖。等我像唐僧取到了真经一样，抱着个塑料马桶盖回来，马桶厂有一半的工人正在拿疯子唐会计开涮，他们用马桶搭了一个摇摇晃晃的台子，哄唐会计上去唱歌跳舞。台子一塌，唐会计掉进马桶堆里，他们就笑得前仰后合。突然有人叫了一声“窦厂长来了！”他们又作鸟兽状散去，好像谁也不是当事人。这让我一下子很失望，换不换塑料马桶盖其实没什么用，这群人反正是换不了的。就是家家户户都换上了抽水马桶，来拉屎的还不就是这些屁股。唉，看样子我们的落后也不仅仅落后在拉屎的方式上。我们的活法还在阿Q水平，见了小尼姑就拧一把，见了赵老爷子就成了孙子。窦厂长就是我们这个小小“鲁镇”的家长，应该叫他一声“窦老爷子”。他把汗衫卷到胳肢窝下，敞着肚皮在厂子里转悠。他看也不看我抱着的“真经”，推了我一把：“鬼混够了，回家啦？我天天在厂子里讲：现在社会治安有所抬头！你们就是不听……”疯子唐会计从马桶堆里爬出来，用唱苏州评弹的调子指着窦厂长唱：“窦老贼，我要叫你明天就得那——子宫癌——死！”窦厂长挥挥手对我说：“把她带走，不能干活就回家养着。”我拖疯子唐会计走，疯子唐会计扭过头，继续用唱评弹的调子骂道：“我家良人的尸体还停在床上，你就睡了我的身。答应给我的棺材板子，却进了你窦家的祖坟！”大家把唐会计叫“花痴”，本没有人拿她的话当真；但是，没想到，她骂窦厂长的这些话，不久就都成了窦厂长贪污腐败的证据。窦厂长倒台了！他倒台，不是因为我们运动赢了，是因为他送给了区长乡下的妹妹一个坏马桶。我们江南乡下女人结婚都兴陪嫁一个红马桶，里面要装红鸡蛋，意思是：胖媳妇(红马桶)，多子孙(红鸡蛋)。那个坏马桶在区长妹妹的新房里突然漏屎漏尿，臭气冲天。区长妹妹一哭一骂，区长就对窦厂长动了怒，把这事上升到窦厂长的不忠，因为窦厂长在此同时送给副区长一车好木料。区长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老祖宗”。只有他想整顿“老爷子”的“社会治安”，“老爷子”的“社会治安”才能永世不得抬头。只是那个臭马桶的故事，还真是我们“改革马桶盖运动”中的地下活动。这是我唯一可以向戴小观炫耀一番的业绩，达到我爸“炸花楼”的水平。干“恶作剧”是我天生的本事。我们本来是一些草芥小人，要做什么事都难，我们年轻又能怎么样？在那样的宗族关系中，最多也就只能当阿Q，对着赵老爷的后背骂骂娘。做臭马桶，是我在背后骂娘哩。我让马木匠替我在十个马桶底上各打一个洞，我用河泥和石灰把洞堵上，然后，用二十倍的精心把这十个马桶漆得又红又亮，个个都是红红的大姑娘，人见人爱。这十个马桶是我的十颗定时炸弹，凡我们不喜欢的“老爷子”“老祖宗”来要马桶，我们就送一颗“炸弹”过去。炸在区长妹妹家的那颗，是十颗“炸弹”之一；还有一颗炸在了居民委员会主任家。这十颗“炸弹”用到我考上大学时，还剩三颗，我全送给了马木匠，我说：“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窦厂长一倒，我们的改革运动也随之彻底结束。新来的顾厂长是个女的，文化水平在“马龙”和“马桶”不分之间；对“办实业”的理解是“做买卖”。她说：“改革马桶盖的事，就让唐会计管去。没你们的事。”她一上任就用批判窦厂长的运动压倒了一切。厂里七八个女工向顾厂长哭诉，窦厂长调戏她们，不跟窦厂长先睡一夜，她们就得不到证明去领结婚证。这些故事倒是惊世骇俗，中国一个小小的马桶厂厂长，居然手里也有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神职人员的“初夜权”。“人”在这里，要读成“忍”。窦厂长那个“老爷子”威风可是赶得上“江南织造”！顾厂长让唐会计把这些控诉整理成文件，让我们全厂工人学习。自从扳倒了窦厂长，唐会计的疯病日日见好。她整理的控诉文件声情并茂，没有逻辑，篇篇以一句：“窦厂长调戏过的黄花姑娘可谓车水马龙”结束。顾厂长在其后加了一横批：“车水马龙”就是“抽水马桶”的意思，窦厂长拿我们工人阶级的女儿当“抽水马桶”！我的十七岁，过得俗不可耐。既没有参加罢工，也没有面对警察，几颗“定时炸弹”炸出来的都是秽气。“和平”和“正义”像两个仙女，金发碧眼，躲在安徒生童话里，与我们的小天井不在同一个时空。戴小观吸收了美国人的大度，对别人总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他把我十七岁的故事定义为“要求民主”。这就像我们的顾厂长把“车水马龙”定义为“抽水马桶”一样，很有创造性！只是，我们的小天井供不起“民主”这个大苹果，我们这些小民，也不要做什么主，我们只要能做好梦就行。可惜我们的各色“好梦”，折腾到最后，不过就是被“老爷子”、”老祖宗”、“老佛爷”、“老军机”拿到手里去，搞我们大家庭里的明争暗斗。我当年可没有戴小观这么大度，我在马桶厂的种种失败都是我嘲笑我妈我爸的理由。我嘲笑他们的“革命梦”长做不醒。咱们马桶厂的工人，个个都是正宗的“人民”，什么“主义”在他们哪儿都要落实到吃饭、拉屎、生儿子上。我说：“爸，我们戴家过去的实业不是办到大机器水平了嘛，你怎么就上了我妈的鬼当，要砸了家当搞共产？弄到我这辈上，想从马桶盖做起还做不成！”我爸说：“旧社会你没过到，你不懂。过去的上海租界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戴家借着洋人的力，办了一些实业，那也是明着受洋人剥削呀，要不你爷爷怎么会突然转回老家去办教育？”我妈对我叫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叛徒’？！又坏又自私。戴家的反动根子怎么全长到你身上去了？！”他们过到的社会叫“旧社会”。房子旧？关系旧？人旧？制度旧(私有制)？他们建了一个社会叫“新社会”，房子旧、关系旧、人旧、制度新(公有了)？他们那一代人到底要什么，我也搞不清。山不变，水不变，人不变，光换了一个新制度又能怎么样？我只知道他们折腾出的好事，就是把个国家弄得那么穷，连个“塑料马桶盖”也能成为他们后人的理想。我说：“妈，您也不必摆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样子，扔给我一条绳子，我马上就上吊自杀。我正在黑暗的旧社会里过着呢。您二位那个‘旧社会’再旧，还能有我们马桶厂旧？窦厂长要再迟几天倒台，他就是黄世仁，我就是喜儿。”后来，突然有一天，日落沙明天倒开，兴办实业的蓝图就像我父辈们盼望的新政权一样从天上掉来了。他们那辈人试过了太平天国，也该让我们试试市场经济。家，都得有个爷爷说了算，子孙的机会靠爷爷的好眼力。能不能成事，要赶时候，我们兴办实业的梦总算赶上了时候。大学恢复了，挣钱和富裕都成了大好事。蓝天底下，我也结了一个诗社，叫“振兴社”。社员都是我大学同学里的能人，不是学工程的就是学计算机的，还有学医的和学经济的。情诗写得不咋样，但都是干实事的人。就是游行，咱们喊的口号也是“加快经济改革阵痛，催生现代化的金娃娃”。那是我恋爱的高峰阶段，一爱就爱他个彻头彻尾，分手也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不成了。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摸到一块新的，丢掉一块旧的，乐此不疲。马木匠之后，我的小情人是学筑水坝的，我跟着他骑着自行车从长江骑到黄河。一路上风尘仆仆，我们俩一样脏，一样汗流浃背，像两只丑小鸭。他不停地回头问我：“还行吗，要我拉着你吗？”这个问题很男人，也很细致，壮壮实实的，让我有依靠。碰到有大上坡，我们就唱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我俩一前一后，满心都是白天鹅的好感觉：路边买香瓜的小村姑，把洗碗水泼在路上的新媳妇，头埋在大海碗里喝面汤的男孩子，我们想拉着你们！后来，我的自行车坏了，他还要沿黄河骑到东海，我只好乘火车回家，临行时我把两包牛肉干揣进他的兜里，就像把全国人民给我们的使命揣进他的兜里一样。我说：“你是电源，我要你发来电把所有的马桶厂改成汽车厂。”他自信地微微一笑，说：“源源不断。”那一个夏天，我源源不断地收到他从各条水域寄来的情书。每一封情书字数都在一百以内，但大大小小拱坝、重力坝、土坝的草图，因着河流的大小和落差的高低，一座一座画在那些情书里。直到他在高密被人当作文物贩子抓进公安局，然后被驱逐回校。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成了一个黑泥鳅，一笑，一排白牙：“怎么样，源源不断吧？”他说。那个时候，我真情愿为他爱的那些大坝小坝死上一百回。从此，我叫他“电源”。他选什么课，我选什么课；他吃猪爪子，我吃猪爪子；他穿红汗衫，我穿红裙子。“电源”早我两年毕业。“电源”一走，慢慢地，感觉摸不到了。我选的那些概率统计、公用民用建筑都是“电源”喜爱的课，他在的时候，每一个概率统计公式都含情脉脉，随便抓一把花花绿绿的小球，抓到那个红绣球的概率都在我手上。就是讨论使用多少吨钢筋混凝土也跟讨论买什么信物一样有意思。“电源”一走，这些我专业外的闲课立刻变得乏味透顶，我一上课就睡觉。所有的灵感都跟着他一起走了。爱依然还在，却变成了一种和“主义”差不多的东西，可以像祖宗牌位一样供着，没有了“实业”意义。“振兴社”里接着给我写情书的是个学医的男生。他高而白，眼睛像兵马俑，喜欢穿着实验室的白褂子在校园里疾走，下摆兜着风。他的情书写得跟处方一样：哪一年上小学，哪一年当班长，又多少次当上了“三好生”。高考考了县里前十名。学医只有一个目的：攻克癌症。他那一封情书除了最后这一句“攻克癌症”，其他都可以上名片或者身份证。为了他这句话，我给他写了一首情诗，叫“致克星”。“克星”为了攻克癌症日夜学习，跟我看场电影都嫌浪费时间。吃一顿饭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谈的都是“癌症”。跟“克星”好了一年，我差点没把自己吓死。一做梦，各色癌症就张牙舞爪地来了，我不但知道它们的名字，还知道它们的邪性，它们的位置，一扩散还有几个月好活。终于，我对“克星”制邪劲头的崇拜，败在了对癌症的恐怖感觉之下。我们友好分手，我说：“道义上，我永远是你军旗下的白血球。”“克星”之后，跟我好了短短几个月的男生是个学经济的。他给我的情书，让我猛然一惊。他说：“没想到吧，国有财产正在悄悄地私有化。金娃娃在肚子里的时候还好带，一生下来就疯长。长着长着就能腐败起来。让金钱来调节市场关系，就像潘多拉的盒子被金娃娃一巴掌拍开了。我们唯一的世外桃源就是爱情。”……果然，二十年后，大大小小的城市被高楼托起来了，托起那些高楼的当然是钱。突然间钱都从天上掉下来了。最有本事的是弄外国人的钱，再不然就玩房地产，做中间商，汽车电脑都是钱，还可以在地下挖，河里找。金娃娃整天跟人开玩笑，跳到东，跳到西，今天是你腰间的一把钥匙，明天就开了人家的财源。全国人民都跟着它转。它成了“老爷子”“老祖宗”，说谁对谁就对，说谁错，谁就该打五十大板。等散在各地的“振兴社”同学再聚会的时候，我们各色“实业大美人”都胖了一圈，小肚子圆鼓鼓的，让我觉得他们不是怀了“处子”，就是怀了“脱兔”。“电源”并没有建那些他梦想中的大坝小坝，他当了长江边上一个小城市的市长。他说：“不当官，办不成事。我当官，算是下代人的幸事，好歹，我还可以批准我的学生造坝呢。”当年“学经济的”那位说：“你还是少批几个坝吧，长江里现在还有鱼吗？”“电源”说：“那主要是污染弄的。有鱼也少吃为好。你们银行少给化工厂贷点款，经济制裁着点呀。”“克星”迟到了一点，刚挨了人家一顿打，头上还贴着纱布。一进门，听大家说到污染，立刻一副痛恨不已的样子：“癌症太多啦。”他说：“我手下的医生没治活病人，他妈的，家属把我这个医学院院长给当街打了，让我在老同学面前丢人。唉，我新买的宝马车都给砸过两次了。”“电源”和“学经济的”就笑：“怕是你们拿了人家红包吧？治癌症还敢收红包？”“克星”和大家照了相，急急忙忙又要走，说：“没办法，还有饭局，国家要评重点科研工程，我还得请两个评委吃饭啦。人际关系就是一种资源，得不停开发才行。我不像你们，一个有权，一个有钱，万事不求人。项目得不到，咱科研经费要少好几百万。”我说：“‘克星’别走。大家正高兴呢。科学还搞人际关系呀？你这会儿最该回避评委才是。”“克星”苦笑笑：“小戴你是故意幼稚吧。咱这儿要正路歪走，歪路正走。废掉人际关系就跟攻克癌症一样难。”我说：“‘克星’还是始终没忘‘攻克癌症’的目标呀。”“克星”说：“那时年少轻狂。癌症是基本没治的，就是基本没治的。造成癌症的原因太复杂，太复杂。识别癌症细胞又不容易。再好的抗癌药也不过就延长病人几个月的寿命，还有副作用，谁吃呀？人家国外的癌症研究转到防癌为主，我们怎么防？空气污染，水污染。我灰心啦，灰心啦。跟你们这些老同学说句实话：我要这笔科研经费是盖楼用。盖病房给病人住，盖宿舍楼给医生住。病人多，医生就要多呀。”我们“振兴社”的这些人，像一把铁屑，被甩进了一个大磁力场，官场有官场的磁力线，商场有商场的磁力线，就是在学术圈子里混，也逃不出那个圈子的磁力线，铁屑在磁场里跳两下，也只好按着各色磁力线的方向找自己的位置。本来嘛，过去那些革命者拿着大铁棍子在磁场里乱搅和了一通，磁力线还不照样立刻还原。我们这代“实业派”又能怎么样？我们当初想要的也不过是：“房子新”；人旧，关系旧，制度随他便，白猫黑猫都行。聚会快结束的时候，“电源”拍着我的肩说：“我答应你的事儿基本做到。”“什么？”我问。“把马桶厂变成汽车制造厂呀。电，源源不断。”“学经济的”跳过来，叫道：“我说你是污染源吧，你还不承认。我来的时候路上堵了一个半小时。这汽车污染总是你批准的吧？！”有同学笑道：“吃醋啦，这么多年还吃市长的醋呀。《红楼梦》里的‘护官符’还得重背几遍。”我决定说一句笑话，替“学经济的”解围。我说：“马桶换了，不知来拉屎的屁股换了没有。”周围的“正人君子”们一愣，接着大笑，说：“小戴尖刻的劣根性是改不了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怎么就从“屁股”谈到了男女。这拨老同学一下子来了个结尾高潮——热闹起来，说是现在还真正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大概就只剩下“电源”了。“电源”自信地一笑。这一笑倒还是当年说“源源不断”时的味道，让我喜欢。有个男生说：“这年头，女人有钱了，就去买衣服，这叫消费。消费是女人的乐趣。男人有钱了，也得去消费呀，他愿意把钱花在女秘书身上，这是男人的乐趣。要是那女秘书乐意接，老婆也能容忍。很好嘛。这是一种时尚。”我说：“狗屁，这是什么时尚？猿猴就会一夫多妻。也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宠坏了男人，把这猿猴的本事定成男人的特权，让男人纳妾嫖妓，维持家族。这才好不容易进化到一夫一妻制，怎么会手一松，又回到‘动物世界’去了？这还叫‘时尚’？这叫‘返祖’。”我这话儿，女同学点头同意，男同学则群起而攻之：“小戴，你倒成了良媛淑女，咱这在座的，就数你最花，老实交代，有多少男朋友。你在美国，还不知怎么自由化呢。”“电源”出来保护我了：“你们这就不知道了，美国是恋爱自由，一结婚，就是一夫一妻制。总统也得一夫一妻。小戴没结婚，她找男朋友是选择；结了婚再搞婚外恋是违反婚姻法。你有权力选择，选择定了就要负责。想不负责了，先离婚再谈。”“哈，这才说市长清白呢，怎么就心疼小戴啦。”“市长不公平。咱们婚前没啥选择呀，年轻时没钱没地位呀。到老了还不能补偿一下？当一回老猿猴过把瘾。人不就这一辈子？”……我们这是怎么啦？我们当初兴办实业，要的结果就是这个？四、现代人的故事：我对美人变兔子的深刻理解这么多年，我在国外读书工作，继续我“摸石头过河”式的恋爱，虽是没再婚，却也不是列女传里的人。我干的好事不过就是给戴小观做饭烧菜，支持他搞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以，我也没有权力对“振兴社”同学们的业绩说三道四。我想他们一定是尽了力了。然而，金钱本身并不是一个友善的东西，没有它的时候，它逼着人跟它走；有了它，它又煽动人跟着欲望走。在它带来繁荣的同时，潘多拉的匣子也被它打开了。“振兴社”聚会之后，“电源”又特地把我请到他的小城，要我住在他家，又带我去了他的市长办公室。一进办公楼，就有人追着他签字。他说：“今天的文件全部搁着，我有客人。”这让我很不过意，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要市长搁下正事陪着。“电源”说：“你就是我今天的正事。”这让我觉得当年和他骑自行车北上时的激情不过是被我们忘了，并不是灭了。毕竟，我们志同道合。一代人懂一代人。“电源”要我讲我和戴小观在美国的生活。等他知道了戴小观的女朋友是我们市长的女儿，立刻就问了我好几个关于“市长”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是：“在美国当市长，待遇如何？”我知道中国人理解的“市长”是个不小的“官儿”，可尤利太太当的那个市长，就是个市长。我说：尤利太太当市长，不拿工资。她丈夫是教授，挣钱养家。市长可以管下水道、垃圾车还有警察。“电源”很有点吃惊。他说：这在中国做不到。市长不拿钱，自己不活啦？现在上面还在谈要“高薪养廉”呢。不拿工资，谁干？其实，这个问题我当时也问过尤利太太。尤利太太说：“让人冲着钱去当市长怎么行？市长要给市民做事，也是市民的榜样，自己生活殷实，才能让市民相信你能给他们带来殷实。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干点事儿，还得要市民的税收养着，市民怎么能相信你？”我这么说了之后，“电源”很吃惊。他说：“难怪美国人不用护官符，原来人家当官是业余爱好。跟我们这儿有钱人打高尔夫球一样。”其实，要叫我看，护官符哪儿都有，只是内容不一样。美国的“护官符”大概就是“法”。就算是总统，可以做所有的事儿，也不能做违法的事。中国的“官儿”却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像个黑洞，什么法呀，德呀，原则呀，正义呀，到了那个黑洞附近就被吸进黑洞，没了。那个黑洞引力极大，千年万代人们都坚信：念足了书就要去做官。所以，不管学什么专业，最后，能人都汇集到官路上去。我们历来科学落后，技术落后，可官道却从来就精明复杂。结果，念书倒像是挥起一把狼牙棒，把其他的同窗学子都打翻，杀出一条小路挤进官场。“官儿”成了比任何职业都好的位置，像个老祖宗。到了这个位置上，不能做的事情就都能做成了，还不用自己动手。这样的设置很适合家天下。“电源”从大学毕业，就在这个小城，他和我说话算是推心置腹，他说：“家要经营，市也要经营，经营就是要把各种朝野关系都搞顺，然后才能说手中有权，可以干点事业。这是一种艺术。不把各路关系疏通了，再好的事也办不成。权力其实是一种关系网，是要经营的。”当年，“电源”很是想干点事的。他走上仕途也是必然结果。就是像他这样的好人，当了官儿，在官位上待久了，说话的时候，也很有一点儿“祖宗”味儿，让我得从下往上听，听多了就不太舒服。他说：“你要多回来看看，别忘了祖国的养育之恩，儿子年年都应该送回来，不能让他忘了本。下午戴小观应该去见见我女儿。他们都是80后。可以互相学习嘛。”这些话儿都是官话废话。远不及当年一句“源源不断”有情有义。“忘本”的事情，“电源”其实是多虑了。人家戴小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比他女儿坚定一百倍呢。那个下午，戴小观跟着“电源”女儿悦悦出去玩。悦悦小细腰，嘴角和眼角都向上挑，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紫红色的眼镜不是架在脸上的眼镜儿，是架在自信上的文雅。她跟戴小观说英语：“I like blue mandolin.(我喜欢蓝色曼陀林)”戴小观给她背唐诗：“葡萄美酒夜光杯”(他只会这一句)。两人很有分寸地互相讨好，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等晚上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一脸困惑，别别扭扭的。先是悦悦领着戴小观逛商店。悦悦喜欢买化妆品和皮毛围巾，戴小观要买运动鞋。悦悦说：我带你去逛大超市沃尔玛。戴小观跟着去了，到了门口，看见了超市上的英文名字，戴小观突然说：“我们城市的人都抵制沃尔玛。我不在这里买东西。”悦悦说：“为什么，为什么？这里的东西又多，又便宜。”戴小观说：“沃尔玛用中国工人和印度工人给他们生产，还用童工。只付40美分一小时的工资，不给医疗保险。所以，他们的东西便宜。一个玩具成本六美分，到美国市场他们卖十五美元，‘沃尔玛’已经是‘剥削’的同义词了。我们的邻居小城，让沃尔玛进去了，不久老街就空了，小商店和地方特色都没了。我们市坚决反对开沃尔玛。市长说：我们不能支持沃尔玛欺负外国工人，也不能让沃尔玛挤倒我们城市的工商业。我们市长就是我女朋友的妈妈，我要是买了沃尔玛的鞋，我的女朋友一定会不高兴。”悦悦说：“这有什么关系呀，做生意不都是这样。我们喜欢沃尔玛，在这里买东西不用讨价还价，货真价实。你也太在乎你的女朋友了。”说着，嘴巴噘起来了。戴小观赶快赔礼道歉：“我不是说在这里买东西的人有什么不道德，也不是说不准你在这里买东西。我没有指责参加游戏的人，我指责的是这个游戏。”悦悦的嘴巴依然噘着：“什么游戏呀？我不懂。”戴小观说：“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游戏。要是中国工人、印度工人都罢工，沃尔玛就不能这么剥削他们，就要给他们增加福利和工资了。”悦悦说：“你说的什么呀。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沃尔玛得到了一份工作，他还高兴得不行呢。给沃尔玛干，不知要比给黑煤窑的矿主干好多少倍了！”这下戴小观张着嘴巴无话可说了。原来还有更坏的东西。戴小观陪着悦悦去买了口红，又去看貂皮围巾。悦悦看中了一条银白色镶了黑红相间的小玫瑰的。悦悦说：“你看多软，夏天买比冬天买要便宜不少呢。”戴小观说：“是很软。但愿不是真貂皮的。”悦悦说：“当然要是真貂皮的。假的我才不买呢。”戴小观不说话了，过了半天，才说：“那是动物，动物很可爱呀。”悦悦说：“你才可爱呢，傻得可爱。”戴小观说：“过去有奴隶，现在没有了；过去男女不平等，现在平等了。也许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二十年后，我们说不定会讨论和大猩猩平等的问题。”悦悦哈哈大笑，笑得弯了腰，小皮包也掉到了地下：“你们在大学里讨论这个问题？”戴小观说：“是呀，这是我们上伦理课时讨论的呀。”陪悦悦买完东西，悦悦领着戴小观到她的大学去看看。在篮球场，戴小观和两个不认识的大学生打上了篮球。悦悦就在场外等着，和几个女生谈戴小观的可笑。等篮球打完了，这两个大学生又说他们都在找工作，说分手就要分手了，所以要聚餐。戴小观不知道客气，他是朋友遍天下。人家一开口，他立刻就同意跟着去，悦悦拦都拦不住。吃饭的时候，戴小观发现他新认识的这两个大学生朋友都是小共产党员。这下戴小观很高兴，告诉他们：他的祖辈也曾是中国大学里的共产党员。但他的新朋友却说：“我们是共产党员，但我们并不信共产主义。”戴小观不懂了，说：“你们既然不信，为什么要当共产党员，可以像我一样当社会主义者呀。”他们回答：“方便，机会多。现在走到哪儿都是两个中国，一个叫‘城市中国’，一个叫‘农村中国’，要想待在‘城市中国’，入党，机会多一些。”戴小观说：“我还是不懂。”悦悦在回来的路上给他解释说：“他们俩是农村来的，俗气，连身上穿的耐克运动衫都是假名牌。有些人入党不过是想将来留在城里，有一天好挤进贵族圈子。”在戴小观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假信仰”和“假名牌”才是很奇怪的概念。他自己穿的那双黄绿相间的运动鞋，又土又旧，不能见人。他那些大学同学和共产主义小圈子里的人也没谁管别人运动衫是什么牌子。他看不出“假信仰”和衣服牌子有什么关系；也不懂人为什么要人格分裂，明明不信，却还要说“是是是”；更不懂“共产主义”怎么也能划出了“贵族”圈子，这不是连资产阶级的“生而平等”都不如？而悦悦却不明白“假信仰”有什么难懂的地方，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谁要？爱情还得落实到性上呢。人活着，不当贵族难道还想当贫民？两个80后吃完晚饭回来，“电源”夫妇和我正在喝茶聊天，悦悦就像发现了出土文物似的对她爸爸说：“戴小观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不买沃尔玛的运动鞋，他们将来还要和大猩猩平等！”“电源”正喝着茶，对鞋和大猩猩并不感兴趣，他手里拿着眼镜，轻轻敲着沙发扶手，说：“我这些年也得罪了不少人。不过对我，想政治问题‘生活搞’，是搞不动的；只怕有人政治问题‘经济搞’。我主管市里经济发展，水至清，则无鱼……”悦悦往沙发扶手上一坐，嘴巴嘟着，眼镜也跌下一半，手里一把汽车钥匙，抛上抛下，打断她爸爸严肃的政治话题，硬要他转过来听戴小观谈社会主义和大猩猩。戴小观就说他和小美人爱丝蕾寒假才去过多米尼加的“贱民”区里服务。这是他们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每年都有不少大学生去。他一出飞机场，一群穷孩子就把他兜里能要的东西都要走了，连腰上的皮带，小美人头发上束的蝴蝶结都解下来给了他们。他俩住在当地农民的家里，帮人家盖房子。一个月就洗了一次澡，澡池子就在露天，塑料布围一圈，头还伸在外面，因为没有燃料，所以也没有热水。拎一桶冷水倒在头上，冻得伊呀直叫。要拉屎，得先挖个洞。吃的是芭蕉和豆子。等回来的时候，瘦了，没有皮带，裤子穿不住了。下飞机的时候，得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提着裤子。小美人的红头发则用一个塑料口袋束着。接着戴小观又突发奇想，说：如果现代人像多米尼加人那样，生活简单，骑自行车，不用汽车，住小房子，可以解决能源和全球变暖问题。“电源”首先对戴小观的服务活动大加肯定：“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学雷锋。”接着又说：“现在的中国大学生也应该下去搞扶贫活动。”可悦悦说：“美得您？您就是在市里搞植树造林，抗洪救灾，单位也得给补助吧。凭什么开口闭口就是我们大学生应该如何如何？我最烦叫我们学这个人学那个人。最后，我们还得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人家美国人去扶贫是自愿，学着谁啦？人家是自愿！”说完又讽刺地加了一句：“就是您那位雷锋爷爷，拿到今天当人物，他至少也得穿件假名牌才有话语权吧？”“电源”对女儿的宠爱溢于言表，他拍着悦悦的后背，说：“你们这些独生子女，在天堂里长大，什么都得最好的，还不满意。”悦悦说：“我是什么都得最好的，读书，弹钢琴，学英文，考商学院。可这些都是您要的，并不是我自己要的。我得的都是你们年轻时想得到的，不是我自己想得到的。”“电源”就笑：“那你想要什么？”悦悦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不幸福。我就想要知道：我想要什么。可你和我妈怎么说？‘我告诉你，悦悦，这事得听我的。就这么定了’。”“电源”的妻子插上来：“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这才买了那么一大包东西回来，还说不幸福，我们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一个月的伙食费才25元……”悦悦打断她妈：“您又来了，我知道您当大学生时连两毛五分钱的猪爪子都舍不得买。所以你们就自以为把我肚子撑饱了，精神就饱了。那一大包东西，我现在就可以全送给大猩猩，那些东西也不是我真想要的。”戴小观看悦悦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不是说喜欢听蓝色曼陀林吗？音乐是你想要的吗？”悦悦小脾气很大，屁股一蹶，从沙发扶手上跳起来：“不是。那也是他们希望我要的。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反正没有。走，上楼玩电脑去。”“电源”夫妇和我大眼瞪小眼。拍“天上人”的马屁拍到马腿上了。那天，关于“扶贫”的谈话，导致了我和“电源”的再次合作。“电源”要我趁他在任上，想做好事尽快做，扶贫为什么要扶到多米尼加去？中国贫穷的地方多着呢。好事我当然是想做的，但我这个人能耐有限，只能管管学生，搞搞文化交流。第二年暑假，我带了戴小观和其他十来个美国大学生到“电源”安排的贫困山区去服务。学生中间有一个中年人，看起来像个清洁工，但其实是个百万富翁，我们大学的赞助人之一，原来一直干银行业，四十来岁突然决定退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把银行事务交给儿子管。尤利夫妇跟他家是多年的朋友，介绍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便注册选课，成了学生。“电源”给我们安排的山区，是“农村中国”，真正的穷乡僻壤。这个村庄远离尘嚣，下了高速公路还要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开三个小时的车才能到。村庄在一群黄土山之间。黄土山黄得像一群死了丈夫的黄脸婆，除了一脸沟沟壑壑的老皱纹，什么也没有。那里年年旱得连狗尾巴草都不长。村庄的房屋一律是黄土拍成的，一家挨一家，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小院子隔开。院子里有两只鸡在跑，一把扫帚横倒在中间。山沟里开了几块梯田，常常是什么农作物都种不出来。这里的农民历来就是靠天吃饭。天下雨，庄稼长得好，他们没什么事干；天不下雨，庄稼旱死了，他们也没什么事干。他们有很多时间蹲在墙根下晒太阳抽烟。也许是全球变暖的原因，近十来年，这里年年干旱，没有收获。“电源”年轻的时候，给这里的农民造过一个水坝，想蓄水防灾。但前些年，水库没水，河流干涸。天老不下雨，这个村庄农民没了活路，派人进城，找到当了市长的“电源”。“电源”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不用背井离乡的工作：给政府带残疾弃婴。因为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生出了有残疾的孩子，就像出了废品，市里的孤儿院门口动不动就会放了几个残疾弃婴。这几年也不知是因为污染，还是药物，残疾儿增多。孤儿院的容量只有这么大，带不了这么多残疾婴儿。“电源”让村民带，带一个，得两百元人民币。不少农民可以带三到四个残疾孩子，多的，可带到五个。这样农民和孩子都有条活路。等孩子带到三四岁，能活动了，再送到市里的孤儿院，直待到被人领养。也有不少带出感情了的，农民就把孩子留下了。这是最好的结果。这些弃婴算作是政府的孩子，所以都姓“党”。女孩一律叫“红”或“花”，男孩一律叫“强”或“壮”。我们到了那个村里，满村的孩子比大人多，他们都是弟弟妹妹。凡妹妹，就叫“党大红”，“党二红”，党三红”……凡弟弟，就叫“党大强”，“党二强”……到“党十红”和“党十强”的时候，排行就换成“党大花”，“党二花”，“党三花”，“党大壮”，“党二壮”，“党三壮”……这群“党”家的孩子其实都很可爱，只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些残疾。譬如说“兔唇”，“瘸腿”，“脸上有大黑记”，“脑瘫”等等。因为这些或大或小的残疾，他们成了中国孩子中的废品，被扔掉了。我们的学生在村里服务了两天，给这些孩子洗头洗澡擦鼻涕，带他们做游戏。不少学生都看中了一个两个孩子，恨不能自己领回家去养。我和戴小观同时看中一个小女孩，叫“党二红”。我给她起个大名，叫“赵飞燕”，戴小观给她起个小名叫“狗尾花”。“党二红”确实就是一个“赵飞燕”。小眼睛黑黑，小嘴红红，尖下巴，小粉腮。明明一个天生丽质的小女孩。只是她的小鼻子有一侧出了一点毛病，豁了一条两厘米长的口子。但是，这没有关系，她依然是个小明星。到我们走的那天，她哭得泪流满面，让我觉得无限愧疚。戴小观就抱着她，往她的小围兜里装糖果，一边装，一边保证：明年再来。村里早些年来，又被农民留养的婴儿，有不少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也没有学校可上，帮家里养养鸡，捡捡柴。他们的生活和城里人完全是两个样子。等我们离开了那个村庄，学生队伍里的那个百万富翁说：回去后，他就会给我一个书面承诺，捐一笔款项给我们的大学，专门用来培养中国贫困地区的师资。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我谢过尤利太太的介绍，就开始和“电源”联系，让他选贫困地区的教师送来学习。“电源”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说：还是旧情人想着他。他马上就让外事办把这件事儿做起来。可是，第一年，他们一个贫困地区的教师也没送来。外事办给的解释是：不好找，没有学校愿意送人，教师到美国来培训过了，回去就要到更好的学校去了，怎么会愿意到贫困地区？这事儿，我跟尤利太太说了。尤利太太说：“这好办，让爱丝蕾和戴小观放假回来做几次焙烤义卖，再弄一点钱，把去贫困地区服务的教师工资加到和到好学校的一样高，我们付五年，五年后，他们可以离开贫困地区。”戴小观和小美人就真的在圣诞节前烤了很多桂香面包、巧克力饼干和小蛋糕，摇着小铃铛，拿到广场上去义卖，挣了一些钱。圣诞节后，我又做了很多葱油饼和饺子，让他俩到周六集市上去卖，又挣了一些钱。估计这样多卖几次，就能把中国老师的工资差挣下了。等我把这个建议正式提出来，外事办的人一听，立刻说：这个方案根本不行。你已经出了一趟国，好处是你的了，怎么回来你还多拿钱，怎么能好处全是你得？摆不平。第二年，倒是选出了一位中学教师。可材料还没替他办，他自己提出了条件：如果他来，他的党委书记也应该被邀请来。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是什么逻辑，我邀请他的党委书记来干什么？这也不是上党校？这个条件我没有接受，所以这位中学教师没来成。这事儿，我跟“电源”发了牢骚：这么好的机会，不就是选教师吗，这又是什么难事？我不懂为什么总也办不成？第三年，外事办的人突然办事了。不是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党委书记，是送来了一群，都是官。我打电话给“电源”，对他吼叫：“你这市长怎么当的呀？这是给贫困地区培养教师的钱呀，你们送这些官来干什么？他们谁会去贫困地区教书呢？”“电源”说：“你的事没办成，就是因为‘官’卡在中间了。不把道路疏通，一个教师也来不了。这是中国办事的方式。你就理解一下行不行。就算你们第一笔培训费花在开门买路上了好吧。”我说：“你是市长，你直接到学校招教师不就行啦？”“电源”苦笑一声：“你们把培训贫困地区教师叫做搞社会主义，可这里的人把这个机会叫做‘福利’。要排了座次得。”我捏着鼻子，气哼哼地，却无以应对。最后用了一句戴小观的话把自己摆平了：别指责玩游戏的人，指责游戏本身。“电源”和他的外事办不过都是按照规则玩游戏的人。中国的游戏就该这么玩。这个玩了三千年也没玩完的“人际关系”游戏！我算懂了为啥上一年我拒绝了一个党委书记，就连那个教师也来不了。于是，六个书记、主任、处长就浩浩荡荡地来了。我这辈子当过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当过官。对官场的游戏规则，在小说里看过，听“电源”提过。因为不在游戏中，也就记不住。“电源”给我送来这一群“官”后，我突然茅塞顿开，懂了什么叫“为官”。因为这些官员的到来，我突然改了名字，成了他们在敌后的“宝塔山”。他们一见到我，就握着我的手说：“可找到延安啦！”这一群人一来，就说：“中国形势大好。”我说：“中国形势什么时候不‘大好’过？就是文革的时候，那形势也叫做‘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呀。”他们说：“不一样，不一样，现在是真的形势大好。经济增长速度全球第一，白领阶层月收入上万元。”碰巧，我们的官员刚说完这话儿，就有一个“社会工作学”教授的演讲报告。这位教授在广州发现有一些团伙，故意把儿童弄成残疾，让儿童作出凄惨状，沿街乞讨，团伙头目从中渔利。这个教授说：一个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他那些残疾儿童沿街乞讨的照片才在屏幕上放出来，我们的官员们就坐不住了：“这个老家伙，他从哪儿拍了这么多丑化照片？我们非得站起来驳斥他才行。”于是，“形势大好合唱团”的队长就站了起来，并且直奔讲台而去，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叽哩哇啦给下面一教室的教授学生做起形势报告来了。那报告还极长，会议主持目瞪口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故。队长讲的英文大家都听不懂 (幸好大家听不懂)，会议主持请他停住，让别人也有提问的机会，他也同样听不懂。反正，报告长达半小时，左一拳右一脚，定要把那个敢说中国形势不好的洋教授打下擂台。做完报告，队长“啪”一合笔记本电脑，昂首挺胸从擂台上下来，嘴一撮，狠狠吐出一口二氧化碳。从此，我给那队长也改了姓名，就叫他“二氧化碳(CO2:“Chinese Officials”的缩写)。”“二氧化碳”不知负了什么党的使命，走到哪儿都要给党当宣传队、播种机。他非常沉痛地问我：“为什么国际学生部竖着日本的国旗，却没有中国的国旗？”我说：“国旗都是各国留学生从自己国家带来的，我们中国来的留学生没记着带国旗，记着带方便面了。”“二氧化碳”一拍脑袋：“嗨，我们怎么没想到带国旗呢？戴教授，您放心，国旗的事由我包办。”二十天后，“二氧化碳”说：“国旗有了。我叫我的部下给您寄来了五十面五星红旗。”五十面国旗！？这下可真是形势大好啦！五星红旗插遍美帝国主义的大学。“二氧化碳”对红遍全球的形势很满意。他代表“形势大好合唱团”向我提出了新要求：“戴教授，您能不能给安排一下，让我们和美国人民打成一片。”我说：“那满街都是美国人民，你们想怎么打呢？”“二氧化碳”说：“让我们看看美国的阴暗面。”很好呀，我把他们的愿望跟尤利太太一提，尤利太太立刻就把“形势大好合唱团”安排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做义工。她和尤利教授每个周末都去那里服务，到时候就开车来接“形势大好合唱团”。这可是美国的最下层，最阴暗的一面。“形势大好合唱团”在收容所做义工，和无家可归者同吃同喝。他们干了几次，回来后说：“他妈的，这些无家可归者吃牛肉，喝牛奶，还有蛋糕当甜点，赶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啦。这个美国真是他妈的……”接下来，“二氧化碳”要求我安排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看看美国的真正黑暗面。很好呀，这些官员也该吃点苦啦。时值春假，学校正好组织了两百多个学生到各地去做义工。我就安排了他们或到芝加哥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罢工，或到新奥尔良去帮助科翠娜飓风后的灾民盖房子。一个星期后，从芝加哥回来的人说：“美国问题很严重，但是奇怪，他们的工人自己就想来整治这些问题。工会权力大呀！”从新奥尔良回来的人说：“那盖房子的活儿可是把我们累死了。这是真正的洋插队呀。回去说了都没人信，我一顿能吃十二只鸡腿。”队长“二氧化碳”去的是新奥尔良，不知怎么的，“洋插队”之后，他对美国的印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美国政府”称作“我们政府”啦。他在跟大学院长汇报的时候，非常有感情地说：“这次，我是看到啦，我们政府对受灾百姓还是很关心的。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那么多人，有两三千人，从全国各地来，还都是自己掏钱做义工。个个都是活雷锋呀。”自从他们看到了“美国也形势大好”之后，他们对我越发亲切。这倒让我惶恐不安起来。一日“二氧化碳”非常严肃地跑来找我，说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跟我谈谈。然后，神秘而严肃地对我说：“戴教授，您交代的六件事情，我全都落实了。”我大吃一惊：“我啥时候给你交代下六件事情呀？”“二氧化碳”说：“那天，您在车上，说您有个同学在上海某大学当校长。我给您找到他了！这是第一件。”我叫起来：“他也不是我的旧情人，谁要你去找他啦？！”“二氧化碳”笑而不答，一副工作主动的样子。然后，接着说：“第二件，是您交代的‘卖鸡爪子’的事。我已经给您联系好国内厂家啦。”我眼睛瞪圆，大叫起来：“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去‘卖鸡爪子’啦？我课不上、教授不当啦？！”“二氧化碳”依然笑而不答，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我要不能揣摩领导心思，还当什么官？停了一会儿，他卖关子似的解释道：“您忘啦，那天您在车上还说：美国人不吃鸡爪子，中国人吃，中国人还把鸡爪子叫做‘凤爪’。”我顿时语塞。中国人怎么没把“为官”叫做“为凤爪”呢？！……这群“官”回去之后，“电源”依然没给我送来教师。只是，送来的官儿级别小了一点，有科级的了。道路继续在买通。只是到了年终，我给学校和捐款人写项目成果报告的时候，不知怎么编排才好。怎么才能让这些兴致勃勃的洋人懂什么叫“买路钱”呢？嗨，事儿到了中国就变得滑稽，对和错不是标准，是甘蔗棍子，啃那头都有理。再好的主意，进魔术场子里转一圈，就从美人变成了兔子了，叫人哭笑不得。到这时，我对我妈的临终遗言“进去时是美人，出来就变成兔子”算是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结论：天与水违行虽然连着三年，我们都没有得到贫困地区的中国老师，但“电源”保证下一年一定能轮着教师了。这三年里，我们倒是年年去那个贫困山村服务。戴小观守了他那个诺言，连着三个暑假都去那个贫穷山村看小孤儿“赵飞燕”。还收集了很多小人书给她带了过去。第三年爱丝蕾和尤利教授都来了。爱丝蕾抱了这个抱那个，除了“赵飞燕”，她又看中了七个。七个一放到地下，她就搞不清谁是谁了，反正个个喜欢。尤利教授震惊不小，除了鸡要保护，他发现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还有这么多孤儿也要保护。他对婴儿的尿布很不满意。尿布怎么能用了再用？他说：“扔了，婴儿的生存权是和平中心管的事。我一回去就给他们寄尿布。”一会儿他又发感叹：“我们只帮助了一个杰姆，这里家徒四壁的农民却帮助了这么多杰姆。尿布，是我要送给他们的礼物。”因为“电源”的关系和安排，每年服务过后，我们的学生都可以到长江边的一些风景区去旅游一个星期。我们都是某市长的客人，又是“到中国来学雷锋的”(“电源”原话)，所以，很被地方官员照顾。“电源”总算熬到了做“家长”份儿，说话管用了。从地方官员对他的评价看，他是“君子家长”不是“小人家长”。当然，这些评论是说给市长的朋友听的，也不能太当真。我对“电源”用我们培训贫困地区教师的钱摆平官员的做法一肚子怨气。第三年服务快完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穷山村其实离我们的祖籍古城并不太远。就几座大山隔着。我就对“电源”说，我不想去旅游了，我想带着戴小观到古城老家去看看。我自己也是七八岁的时候去过的。“电源”说：“你们单独行动，我不放心，我得安排人接送。”我们要去访问戴小观的祖籍，爱丝蕾当然要跟着去。尤利教授一听，也要跟着去。于是，我们四个人就坐上了长途汽车。山路盘旋，一路往南，过了几座山，景物就和山北边不一样了。空气变得闷湿起来，山谷里也出现了水田和油菜花，一块一块不是绿得很年轻，就是黄得很知足。农民们戴着草帽，弯着腰在田里拔草，南方的富足一点一点从他们手下显出来了。后来，公路就沿着双河走了，双河弯弯曲曲，河上时时有些篷船漂着，小蜗牛一般。轮着有拱桥，还可以看见“小蜗牛”窝在一个桥孔下蔽阴凉，甲板上蹲着两个船民捧着个大碗在吃米饭。只是河水黄浊，皱巴巴地微微抖动，不见多少波纹。等长途车离古城近了，我们就看见了一丛一丛的竹子，江南的诗情画意都在它们的柔骨细腰上。只是，古城的城墙没了，四五座高楼大厦立在路口，像几个篮球运动员立在一群林黛玉中间，站得不是地方。我们一下长途汽车，举着牌子来接我们的居然是两个警察。原来，“电源”的熟人是古城武警队长，手一挥就派了手下的警车来接我们了。这让我受宠若惊。一到古城就坐进了威风凛凛的警察车。不过，拿警车接私人的朋友用，不太好跟其他三人解释。所以，我干脆不解释。只管跟着警察走，让他们三人胡猜去。尤利教授和小美人都坐过警车，只不过，那时是犯人，此时是客人。他们惶惑不解地看着我。怪事紧接着又来一件：趁我们不注意，一个客客气气的警官突然从腰里抽出一把剪刀，一把剪下戴小观的一撮头发。戴小观两手抱头，赶快躲闪，叫道：“干什么？干什么？”警官赶紧停下，用古城土话夹杂着普通话解释道：“就剪了一撮，看不出来。”尤利教授摸着自己的头发问我：“这是什么风俗？我们每人都要剪吗？”警官说：这是他们武警队长交代的任务。队长一会儿和我们吃晚饭，他要自己来跟我们解释。到真吃晚饭的时候，队长并没有来，说是改成晚上亲自到宾馆来看我们。陪我们一桌坐着的几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也许又都是一些什么官场“关系”。饭桌上，他们谈到县城里一个什么重要人物死了，此人长寿，他们说明天都应该去参加葬礼，讨个寿。戴小观和小美人还年轻，并不稀罕讨人家的寿，他们俩计划明天去双河划船。尤利教授对我说：“要是婚礼，我倒想去看看，葬礼就算了。”饭桌上只有一个人一句话不说，闷头吃菜喝酒。到付账的时候，其他人就叫：“老板，老板。”他就付了账。一桌人还不走，点了烟一颗接一颗抽。尤利教授立刻跑出去上厕所，上完，就站在大街上看风景，躲着烟味，不回来了。那个管付账的“老板”就坐到我身边来，告诉我：他开了一个羽绒服工厂。他的女儿高考没考好，本科是上不了了，能不能让她到美国上我在的这所大学。我说：“那她也得考试才行。”“老板”说：“我们不考，我们买。”我眼睛瞪圆：“你买？！”这样的豪言壮语，就是美国最有钱的资本家也不敢说出口。我说：“你有钱，可你要的东西还没人敢卖。”“老板”并不和我争执，很自信地说：“你看，警察请客，叫我来，就是叫我来买单。你以后有什么招待，招呼我一声就是了。都是小意思嘛。”哈，看来这个“老板”很舍得花“买路钱”，他要把我拉下水了。我心里又好笑又生气。好笑的是：现在，我也卷进了官场游戏。坐了人家的警车，吃了人家的白食，还无端有人要对我行贿。生气的是：“电源”多管闲事，谁要他的关照？我们自己来就不必见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了。吃过晚饭，我们到街上闲逛。古城的主街上来往开着小汽车。走几步就有一座桥连着河对岸，过河，不再需要小船了。河对岸比主街安静，像是一片公寓楼。虽然老房子没了，但公寓楼的一层全是各色店铺，上面住人，各家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和下层店铺的幡子一起上下翻动。店铺的幡子五花八门：“古城卡拉OK”，“王老五豆腐干”，“新世纪网吧”，“美国加州牛肉面”，“双河茶楼”，“星巴克咖啡”，“理发足疗”，“桑拿洗浴”，“拔火罐子世家”，“钢琴爵士”，“古城古董”，“何瞎子算命”等等，实在让我感到我们古城文化的包容性很大，所有享乐的东西都要拿回家来。在“古城古董店”里，我看见一块旧门匾压在几个镂空木窗之间，上面写着：“戴记杂货”。不知是不是我爸当年和王仲德一起讨糖果、捡铜钱的杂货店。我指出来给戴小观看了，若是，那好歹也是一点戴家人走过的足迹。也许，我们也就只能找到这么多了。可惜门匾太重，无法携带。我们正在街上逛着，又碰见了下午接我们的那个警官。他从警车里探出头跟我们打招呼：“古城好吧。吃喝玩乐，只要有钱，什么都有。”因为我给戴小观讲过王仲德和我爸爸“炸花楼”的故事，戴小观就大声大气地问那个警官：“你们的花楼没有啦？”警官诡谲地一笑，拿手点着戴小观说：“小小年纪，小小年纪。”然后，一加油门开走了。古城的事情都很滑稽，戴小观得了一个不清不楚的回答，耸耸肩，和小美人继续闲逛。我和尤利教授回宾馆。尤利教授回房睡觉，我在楼下剪头发。宾馆的理发店并没有什么生意。两个理发师围着我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我几次说：很好了，很好了。他们依然能发现一两根头发不整齐。剪发总算完了，我高高兴兴上楼回屋。一出电梯，看见尤利教授神色慌张，两手抱在胸前，在电梯口转来转去。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有小姐来给他按摩，他付了钱，小姐还不走，要给他更多服务。他不知道什么是更多服务，小姐就叫他不要怕，说：“你太太正在楼下剪头发，不会上来。”于是，尤利教授就懂了，逃出屋子，在楼梯口等我等到现在。我很奇怪，尤利教授一句中文不会说，他怎么就能懂了这么复杂的意思。尤利教授说：“她画啦。先画了一个小人头发长，又画了一个小人头发短，然后，两个手在耳朵边作剪发状，还画了个小钟说：三小时。她以为你是我太太。”这时我也明白了，原来我是被理发师们软禁在理发店里，给尤利教授创造条件去学习淫荡。这不，当天我们就看到了古城遗风。尤利教授说：“我等你，是要请你帮我和前台讲清楚：“我只要了按摩，没有其他。他们不能在我的信用卡上多拿钱。”今天算是这个花楼女子找错了人，尤利教授不是古城男人，道德标准严格，财务管理精明。逃出屋子也不是胆小怕事，而是立场坚定。我立刻到前台帮尤利教授把有关钱的问题说清楚了。我问大堂经理：“花楼女子原来不是都在双河对岸吗？怎么跑到河这边来了？”大堂经理含含糊糊地回答了一句：“需求关系变化不定。”看来古城的男人呀，黑布鞋换成了黑皮鞋，路越走越宽了。到了古城一趟，我还真有点理解了当年陈晓望为什么对纳妾嫖妓那么痛恨；王仲德和我爸爸为什么决定倾家荡产清洁民风。只是，他们的革命终于也只能对着这遗风扔几个天地响，吓唬它一下了事。六十年后遗风犹存。晚上十点多钟，武警队长来看我们了。一来就道歉，说有任务缠身，冷落了朋友。接着又跟我提了一串过去和戴家沾亲带故的人，还说戴家是古城的儒商，要写进县志，云云。最后，又面有难色地说道，想请我们帮他个忙。他解释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原来那个饭桌上人们谈到的重要人物是古城县长的母亲，八十三岁归天，迄今作古两天，明天一早要出殡。老太太的长房孙子，现任县长的大侄子，在美国做生意，新娶了一个洋孙媳妇。他们等了两天，这对重要角色终于没有能从美国赶回来奔丧。县长是个孝子，觉得面子一定要做，不能让人觉得后继无人。他自己只有两个闺女，他哥哥家的儿子是县长家唯一的香火。有两道古城规矩，一定要长房长孙演示才行：一是，他们脚一落故土，就要剪一撮长孙的头发好明天随葬尽孝。二是，启棺出屋的时候，一定得要这个香火继承人在屋外跪拜哭喊，才能启棺。古城不大，没有多少洋人来，而规矩又老又硬。正好我们来，他无奈之中，才想到要剪戴小观一撮头发，再请戴小观和他的女朋友去假扮一回，主要也是给市民看的。反正古城的亲戚朋友也没几个人见过县长那个在美国混事侄子和洋侄媳妇。对此事，我犹犹豫豫，谁知道那个跑到美国去的官员子弟是不是席卷民财逃亡的经济犯呢？戴小观和小美人却以为这是一件助人为乐的事，也没什么困难，就一口答应了。队长如释重负。又吞吞吐吐地说：下午强剪的头发已经交到他这里了，但最好能有一个带外文字的红包装着才吉利，子孙发展到美国了嘛。于是，戴小观在箱子里翻了半天，找到一个美国花旗银行给我们装钱的信封，上面有英文字，权且凑和。队长说：“这个好，这个好，财源滚滚。”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被街上高一声低一声的喇叭铜锣声吵醒了。接着，就有电话从前台打来，说有警察在楼下等着了。戴小观和小美人一下楼，就有两个警察跳起来把两顶二尺高的尖帽子戴在他们头上了，接着又给他们披上孝服，白麻孝服一直拖到地。尖帽子上挂下来的两个白绒球，在他们肩上晃荡。样子十分滑稽。就只当是体验民俗吧，他们俩毫无怨言。然后，我们一行四人上了警车，直奔县长家。天上下着江南闷热的细雨，一路上，很多行人都戴了孝，也不知都是县长母亲的什么亲戚。多远就看见一片雇来的哭丧团，哭得呜里哇啦。喇叭铜锣奏着丧曲，几百个男男女女披麻戴孝挤在路口，我们的车子一开进来，就听见有人喊：“来啦，来啦，总算接到啦！”接下来就是一团混乱，我只来得及嘱咐了戴小观一句：“叫你干啥，就干啥。”这两个重要人物就给带进去了。一会儿，又有人把他俩推推攘攘给弄了出来，让他俩跪在湿漉漉的泥地上，又有人叫他俩磕头，喊：“舅爹爹，舅爹爹”。戴小观和小美人并不忌讳磕头，一下一下把尖帽子撞在地下，学着那个声音叫：“舅爹爹”。终于，一个县长母亲家的老长者从屋里出来，声音沉闷地说了声：“启棺”。于是，哭声大起，丧乐震天。一个盖着红绸子的巨大棺材从屋里被抬了出来。有人推戴小观和小美人，要他们去枪棺材上财物，有米，有筷子，有果子，有笔墨，有假印章，抢到了，要统统扔进县长家的米缸。财不外流，官爵世代。这道程序做完，又有人把四五根木棍塞到他俩的腋下。我想那一定是我在小说上读到的“哭丧棍”。于是，人越来越多，许多人都夹着哭丧棍。棺材走在最前面，后面一溜披麻戴孝的小汽车，县长坐在最前面。一路缓缓向殡仪馆走去，如同国殇一样。县长不停从车上下来，跨过一堆烧着的纸钱，那些纸钱堆里还烧着一些纸扎的小轿车、电视机和机器人，发财梦甩了牛车马车，直奔到了现代和后现代去了。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县长的后脑勺。我真想提醒他，嘿，您忘了扎车钥匙和加油站了，您那车到地狱里开不动！您也忘了扎电视台，您那电视到了地狱连天气预报都收不到！您那机器人也没有带遥控器，到了地狱也不能给您当家奴使！浩浩荡荡的殡葬队逆着双河从城东往城西走，每过一座桥，就立刻哭声四起，前面的小轿车里往外扔钱币。桥一过，像电源开关切断了。哭声戛然而止。就有几个要饭的孩子跟上来捡钱。古城水多，桥多，路上、桥上都是哭丧的人，简直就像全城出动一样。哭丧人的唱词我一句听不懂，好不容易猜到一句，好像是：“县长就这一个妈呀！”调子委屈得不行，好像当了县长，连妈都该比别人多几个。县长的妈是何人，我是到了殡仪馆才看清照片，搞清名字。挽联的大字横批上写的是：肖苑凤老太太千古。上联：相夫教子，两代县长光照古城；下联：多子多孙，一世洪福文贯千秋。我这才恍然大悟，感觉到了这个故事的滑稽。我们戴家的社会主义者戴小观居然带着他的共产主义小美人回到古城，给一个六十年前入不了“小泉社”、被我爸视作不能和我妈同日而语的女人当了一回孝子贤孙。中国的事儿总是叫人哭笑不得。肖苑凤呀肖苑凤，我祝贺你寿终正寝。一撮戴小观的头发从我们那个花旗银行的信封里被人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在戴小观缺了一撮的头顶上比了一下，验明正身。然后，用红线系着，钉在最后一根钉子上被葬了下去。我不知这撮头发将来是在地下造反呢，还是发芽。但是，我却很快发现，肖苑凤其实并不是这个葬礼的真主角。真孙子的头发，假孙子的头发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场面上的好戏。她的死不过只是一个借口，让这个古城县长可以有机会重新肯定一下他的权力和关系。紧接着棺材下葬，戏台主角就立刻公开转了。最后一片哭声戛然一停，人们就喜笑颜开地涌进了餐馆。古城中心的一个大餐馆上上下下都挤满了人，餐馆门口有人专门管着接受丧礼，餐馆里面一桌接一桌的美味佳肴被端了出来，主角当然就是“县长”，人头济济，我连他的后脑勺也见不到了。这一顿午饭一直吃到下午五点。一餐的挥霍，大概可以养下几座大山那边一村子的“党”家弟弟妹妹们到上中学。这时候，我对“电源”的怨气全消，和这个县长比，他真是一个清官好官了，很不容易地当着“想干点儿事的官”。戴小观和小美人算是长了见识，看到了什么叫“忠孝节义”。不知他们看出了没有：那资本家的沃尔玛剥削工人，而这个古城的县长占有着他的子民。资本家不是好东西，却还有更坏的。尤利教授皱着眉头说，有一个问题他怎么也想不懂：就是那些警察在这个葬礼中都是些什么角色？都是亲戚？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动用警察办私事，是尤利太太弹劾我们前任市长的理由，但是，在这里，公事可以私办，私事可以公办，并不分得那么清，所以，警察的角色就跑到了尤利教授所能理解的语言游戏之外去了。本来，农民都是依附于土地的，千百年的故土难离形成了宗族。子民对父母官仰视了几千年。工业发展，城市兴起，人们可以不再以宗族范围群居了，那县长和肖苑凤本来也不是古城人。可不知怎么地，万事到了古城，你就不是亲戚，为了利益也要结成亲戚；不是宗族，也得结成宗族。我们似乎只会按照这种家族式的人际关系活。我从掉进古城的官场的经历，想到尤利教授提的问题，最后想到了我姥爷被开除出国民党，丢了手上肥官的旧事，我姥爷1928年反对的那场“县长老娘葬礼”，大概也不会比今天这个葬礼更铺张、更复杂、更权势吧？也不知今天还会不会有一个年轻的财政官，写一封我姥爷当年写的上告信。忙碌一天，戴小观和小美人没划成船，还在烂泥地里跪了几回，回到宾馆，换衣服洗澡。戴小观把脏衣服往地下一扔，兜里掉出一个签子。我捡起来一看，是个算命的签子。问戴小观是怎么回事，他说：昨晚在街上逛的时候，看见很多人在排队，他和小美人以为是卖古城明信片，就也跟着排了，到了跟前，才知道是何瞎子算命。他就抽了这个签子。认得签子上有“天”和“水”两个字。何瞎子说的是古城方言，说了什么，他一句也听不懂意思。戴小观抽到的是一个“讼”卦，“天”上“水”下，上刚下险。“冲突”的意思。也不是什么好卦。卦像反面有字：“<象>曰：天与水违行”。意思是太阳东升西落，天向西行；水从西流向大海，水向东流。所以古人认为天与水违行。我想着今天早上，古城县那群浩浩荡荡的丧葬队伍，他们从城东出发，逆着双河一直走到城西。纸钱飞舞，丧乐震天。虽说是葬礼，那声势也是铺天盖地，恢恢宏宏。掉进那阵势里，想抗拒都抗拒不得。突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溜小人儿：打头的是我姥爷，其次是一群“小泉社”的地下党，接下来便是“电源”、“克星”等等实业派，也许还有我自己，这支队伍是那么小，像一条细流，逆着天的方向弯弯曲曲地走过来，他们迎着丧葬曲走，口里吟诵着明天的诗。这群小小的诗人队伍，一会儿就被热烈的殡仪队人群冲散，消失在满天飘舞的纸钱里。他们原是一本正经去送葬的，却在葬礼中给自己唱了一段不伦不类的“美人吊”。在一个行将死去的天底下，他们的事儿还没做完。三千年的老天是很低很沉的。我姥爷1928年反对的腐败，到2008年依然还在，我父母1948年反对的封建陋习，到2008年依然还在。就是八十年代的实业派们飞快建起的高楼，恐怕也只是换了壳子，未必挡得住三千年建立的封建家族关系。“天与水违行”，我们连反封建的路还没走完！我们的理想没有一个正中了目标，美人一代一代在皇天厚土之间变成了灰溜溜的兔子。但水还是流着的。到了这一刻，除了一顿好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做了。好在世界日日变小，还有多远到明天，下面就看悦悦、戴小观和小美人他们的了。

文章来源：电源学报 网址: http://dyxb.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5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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